材料一：

一则新闻在全球炸开了锅，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他已经创造了一对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双胞胎一出生就异于常人：她们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而婴儿的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很可能将艾滋病传染给婴儿。尽管现有的辅助生育技术足以帮助患有艾滋病的父亲得到健康的小孩，他却依然选择尝试用编辑胚胎基因的方法来让婴儿免疫艾滋病。

然而，这项看似是重大突破的医学技术，却遭到了全球医学界和媒体舆论的纷纷谴责。之所以各国都不越雷池，是因为两点：第一，从技术角度看，这项实验风险巨大，甚至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第二，从伦理角度看，人是生而平等的吗？这项技术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将会扯掉最后一块公平的遮羞布。

基因编辑婴儿这类事件的发生，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它涉及对人类疾病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基因“黑客”的出现，让我们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平衡发展。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二：

高绍荣表示，虽然目前在小鼠上做基因编辑的实验看起来比较完美，但当其应用于人的胚胎上时却可能遇到很多问题。贺建奎并没有对实验小鼠做病毒性感染等检测，也说明他的这项实验并不完善。“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本身就不符合规定，做任何实验都要有底线，这是不能突破的。

李久辉表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之后，舆论普遍认为其行为不对，但对于其到底是违法还是违规,很难说得清楚。他认为，只有建立生命科学、医学临床研究领域的相关法律，才能确保实践研究中避免偏差和灾难。

在李久辉看来，医学和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药物运用于医学临床，在从医学试验研究向医学临床过渡或转化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二者的界限，具体到医疗实践中，还需要明确受试者和患者的界限，并通过相关的医学伦理审查和法律监督制度，保障受试者和患者的权利。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三：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声明

近日，媒体报道某技术人员宣布其研究成果，声称诞生基因编辑婴儿，引发国内外科技界广泛关注和社会公众不安。我联合体就此事声明如下：

一、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正在推动着生命科学研究发展，但其应用安全性尚有待于进一步全面评价，如何审慎使用该新兴技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长远福祉。中国政府分别于2003年和2015年出台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为基因编辑技术等的应用明确了基本准则，为开展相关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得到了中国科技界一致共识。

二、我们坚决反对有违科学精神和伦理道德的所谓的科研研究与生物技术应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实属违反伦理道德和有关规定，已严重扰乱科研秩序，对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声誉造成严重损害。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立即组成多部门联合调研组对涉事机构和人员予以严肃调查和处罚。

三、此项所谓“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无论是否属实，都是对新技术的滥用，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

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愿意为调查工作提供学术和技术支撑。

特此声明。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2018年11月27日

在学术场域之内衡量，专家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似乎天生具有合法性，然而，久而久之，它们也越来越面临着许多问题。学者陈平原早就指出：“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近具体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如果人文学术只能呆在象牙塔中，不落地、不及物，其存在价值将令人生疑。这是我们倡导学术大众化的主要原因。

从人文专家与大众的关系上看，人文学木大众化也是大势所趋，社会发展至今，已不得不正视如下事实；专家可能还是原来的专家，但大众已不是原来的大众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以前专家是“信息富人”，大众是“信息穷人”，这种不对称让专家变成知识的垄断者。然而，随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变革，大众开始分享原来专家才有的知识资源，甚至在某些方面已与专家不相上下。在这种格局中，专家与大众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调整，专家之学需要获得新的呈现，专家之学的大众化之路自然也有更迫加的努力方向。

我们的很多专家并不缺少精英意识，但面向大众的意识还不充分。许多时候，他们著书立说，心中大概是没有读者的——不仅没有普通读者，甚至也不怎么在意专业读者，他们大概觉得，著作与文章越写得莫测高深，才越显得自己学问大、水平高，于是，专家之学终于成为小圈子里的事情，成为少数志同道合者在沙龙中怀着无限敬意低声谈论的对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艺术家为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末家的存在对之进行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江湖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我以为，这里把“艺术家”提成“专家”，在特殊学术领域这样的描述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此看来，专家有无大众意识，不仅关系着思想能否走出去，能否真正影响世道人心，而且还关系着学术的假冒伪劣问题。

法国思想家萨特的主张与做法值得一提。当他意识到读者大众的重要性时，不仅向知识界呼吁：“必须学会用形象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地写时评、写剧本，甚至把他那本整整一公斤重可以当秤砣使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消化成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国学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来充潜先生既写过《西方美学史》之类的高头讲章，早年也写过《谈美书简》《谈文学》这样的“小书”，而无论是哪类著作，他都能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如此功夫，既是因为他学贯中西，也是因为他特别讲究作文之道，正是依靠这种追求，他才把论文写成了大家可阅读的文章，努力把学问做到化境。

当然，话说回来，行文简显浅，学术大众化，是要让专家之学接地气，有人缘，提升它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引导大众形成健全的价值观，而并不是要降低其学术含量，把它简化成“心灵鸡汤”。

（选自赵勇《尽可能让人文等术大众化》，2018年8月3日《人民日报》》）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