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美”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回答是：“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王筠则曰：“羊大则肥美。”段玉裁进一步说：“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羊大则肥美。”许慎、王筠、段玉裁都试图从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上谈美的字源意义。宋代的徐铉在整理《说文解字》时对许慎关于“美”的解释有个补充，他说：“羊大则美，故从大。”他试图从人们对羊的视觉感受上谈了美字意义的起源。这一解释不应视为对许慎说法的一种否定，应当是对许慎说法的一种补充，从段玉裁的解释中看，他似乎既赞同许慎的味觉说，也赞同徐铉的视觉说。

美的价值取向还来自对羊内在特质的认识，即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在传统文献里，羊常常被描述为具有各种美德的义畜。《毛诗注疏•小雅•无羊》里说：“尔羊来思，其角濈濈。”郑玄笺注言：“言此者，美畜产得其所。”这里，羊被郑玄视为美畜。《惠氏易说》云：“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羊在这里，又是坚强和顺从的形象。《春秋繁露》则说：“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在董仲舒的眼里，羊有角不触人，杀之而不悲啼，跪享母乳，知仁、知义、知礼，集美德于一身，所以是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总之，羊的美德反映了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和人们对羊秉性的人格化概括，而正是在这种感受和意象概括中，“羊”与“美”产生了联系，并最终导致“羊大为美”观念的生成。“羊”成为“美”的化身，于是它的美德就具有了人格的意义，而“美”的意义也随之得到了扩展和引申，有了素质优良、价格贵重、完美淳良、巨大功业、志趣高尚、称赞褒奖等意思。

“羊”与“善”的关系，同样来自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视觉感受和精神感受。羊被视为“善”的化身，不仅在于它是人类优秀的生物伙伴和食物，更在于它的品格被人类认同，并融入人的价值观中。羊性情温顺、宽厚仁义、知礼有仪，其美德让人景仰，因此，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普遍推崇。羊作为人们祭天祭祖的牺牲，而且具有如此众多的优良品德，这些品性也就成了人格化的道德准则。据文献反映，人们很早已经把“羊”的“道德”视为人的道德准则和榜样。《诗经•召南•羔羊》序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为什么说人“德如羔羊”？孔颖达的疏中解释道：“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羔取其群而不党；羔取其贽之不鸣，杀之不号，乳必跪而受之，死义生礼者，此羔羊之德也。”序成于汉代，疏制于唐代，从中看出，羊的品德至迟在汉代已经衍化为人格的道德标准。《后汉书•王涣传》也有类似的说法，其文云：“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寻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所谓“羔羊之义”，说的也是人格化了的羊的优秀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