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效；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和百年战争洗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蛮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

孝是人生自然生发的一种亲情。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时时刻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子女才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父母孩子之间的情感自然产生,非外部所加,属于无条件的道德情感。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在父母和子女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后,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他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也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是靠不住的。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侍奉双亲的德性都没有的人,会真诚热爱他人和国家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

(摘自龚群《孝道的情感与外推》,有删改)

保定老调是河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保定老调作为一个特有的戏曲声腔剧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群众常在口头哼唱的曲调，所以民间曾有“做饭离不开锅灶，听戏离不开老调”之说。保定老调曾先后四次到北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和领导、专家的好评。

保定老调已有约二、三百年的历史，它脱胎元、明年间流行于燕赵的汉族民歌俗曲河西调，以大戏的姿态出现，擅演以老生和黑红净行当为主的袍带戏。1884年左右，以生行演员韩大仓（艺名霸州红）为代表的前辈艺人，开创了老调的先声；1918年左右，名老生周福才，承前启后，立志改革，以《调寇》、《劝军》等剧目，把老调艺术推向一个新阶段。

老调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流行在当地的高腔和河北梆子的影响，并吸收当地说唱艺术的精华，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较正规的职业班社，并开始进入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繁荣时期。1949年后，保定一带成立了高阳、定县、阜平等专业老调剧团。知名艺术家有崔澄田、刘守谦、王贯英等。老调成为河北省特别是冀中一带农村观众最喜爱的戏曲剧种之一。

唱腔是保定老调音乐的主体，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和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老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老调唱腔质朴激越，叙述性较强，雄浑宽厚、粗犷高亢，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宏的感觉，具有中国北方典型的忠烈、慷慨的民族特质。

保定老调唱腔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板式有十余种，曲牌多来自于京剧、河北梆子、昆曲，常用的曲牌有军乐类、喜乐类、哀乐类、宴乐类等。文场伴奏乐器以板胡为主，武场与河北梆子相同，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

保定市老调剧团是在高阳县老调剧团的基础上组建的。1953年，高阳县老调剧团成立。1958年秋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在保定市河北礼堂（现河北影剧院）观看了演出。邓小平同志称赞“保定有宝，应加扶植”。为此，保定地委、专署于1959年5月，调配干部并充实艺术力量，成立了保定专区老调剧团。1960年，剧团带着经过重点改编的《潘杨颂》进京演出，获得了成功。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北京的艺术界专家观看了演出。同年，《潘杨颂》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文革”期间，保定市老调剧团一度改唱京剧现代戏。1973年，老调恢复，先后移植了《红灯记》《平原作战》《盘石湾》《小刀会》《朝阳沟》《红灯照》等剧目。1978年，又恢复了《潘杨颂》等一批保留传统剧目。1980年8月，排练了该团创作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忠烈千秋》，再次进京，为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和正在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及首都群众演出，获得成功。同年12月，《忠烈千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保定市老调剧团全体演职员坚持文化下乡，走遍了保定的山山水水，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乡村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由于老调不断更新剧目，年年创出精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市场的强者。

从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在市内演出，给市民送上了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填补了城市观众多年看不上大戏的空白。这一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赞赏。

在“散步”中体验美

宗白华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并称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但宗白华是从研究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诗学而转到美学研究中来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心的萌动在童年时期就已有之。宗白华自认为他后来写诗同年幼时的性情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1914年年初，宗白华在浙江上虞姨父家度寒假。浙东的山水秀丽清奇，如梦似烟，湖光山色的美让他心中的诗情犹如泉涌。但他开始诗歌创作是移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是一位诗人，每天早晨在家中小花园里高声吟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人的绝句，宗白华深受感染，他说:“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和思想集中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里，以这部经典著作为标志，宗白华成为我国美学界“散步美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不做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艺术意象的方法。宗白华认为艺术意象是完整的，不可破坏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的方法更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符合美感把握的内在规律。他徜徉于中国古典艺术优美的意境之中，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如同他晚年在繁花似锦的未名湖畔悠然散步一样。他是从硏究中国绘画艺术品开始自己的“散步”的，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等美文。如果说这几篇文章属于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试笔之作，那么《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则是他在西方与东方两种大文化背景下圆融的比较之作，表明他已从研究中西绘画技艺的差异上升到研究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并开始辐射到中国书法、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到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标志着他的美学理论日趋成熟。这种“散步”方法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大量具体的、感性的文学艺术品出发。因为，自然和艺术品本身是多样的、独特的，要以自然和艺术品为研究的中心，就需要认真地一一体验其真美所在。

宗白华“散步”式体验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种“散步式”研究方法与那些重逻辑统一的美学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使得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各种各样以逻辑为基点建构美学体系的美学流派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后来又形成了以李泽厚、蒋孔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和谐美学派。这些成熟于当代的各种美学流派虽观点各异，但都是以逻辑统一去建构美学体系。他们与宗白华的以生命美学为内蕴的“散步派美学”相互争鸣。

宗白华从感性的视角去观照中国艺术精神，与他深厚的精神底蕴有关。青年时代的宗白华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时空观、叔本华对现象世界本体的思考，构成了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同时，宗白华把老庄思想以及禅宗学说等结合起来，从具体的艺术品出发，运用精密的思辨，拓开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境界，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绝妙思想。

(摘编自邹士方《宗白华传略》、李剑清《被遺忘的宗白华》等)

（相关链接）

①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不相容的。

(宗白华《美学散步》)

②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

①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自觉即对文化的理性反思为前提和基础的。文化自觉是指一定文化主体的一种理性的“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它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对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自身文化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所处的“实际序位”和“发展态势”等问题进行理性审视和深刻反思，从而对自身文化的优劣长短、国际影响力及其限度形成自知之明。

②文化自觉建基于对文化的理性反思，核心也在于反思。文化反思与形成文化主体性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二者又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完全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般而言，文化反思总是需要有“他者”的存在作为一种比较的基础，一种合理的刺激。在历史上，总是由于文化交流，一种陌生文化的出现，相互之间出现碰撞，才会引起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关注和反思的。

③文化反思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对文化实有情况的认知，包括一定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各种文化形式及其地区分布情况，“他者”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的情况，各种性质文化对人们思想产生的实际影响等，这是基础性的。一是对各种文化的作用、意义进行的评价，尤其是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政治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作用的评价。

④文化反思的内容主要存在三个维度：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关于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这个维度是一种对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待层面的观照；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对本民族文化以及他者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性质的分析比较，这个维度属于一种超越性的透视。

⑤文化反思有着深浅的层次差别，也有一个从浅到深的层次递进过程。近代以来，通常那些经济军事强大的民族国家会表现出一种文化强国心态，在文化输出方面也出现“巨大贸易顺差”；相反，经济军事落后民族的许多人则容易出现文化自卑心态，唯有以前者的标准为标准，以获得前者的认可为傲视同侪的资本。所谓“挟洋自重”，此之谓也。这两种态度里并非没有文化反思的因素，问题出在这种反思很粗浅，所以也就容易在自傲和自卑之间摇来摆去。文化反思的层次递进，就是将人们对文化的反思以及形成的自做或自卑的态度，及这种态度对于文化发展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作用，同时都纳入进一步反思审视的范围，在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客观地分析本民族文化的优长劣短，清楚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还缺什么，我们经过努力能获得什么。

⑥总之，只有建立在扎实的理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自觉，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只有建立在理性的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是具有持久生命力和价值前景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董朝霞《文化自信须以文化自觉为基础》2018年7月1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