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与昆曲

作为比翼双飞的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和昆曲艺术都相当集中地体现出极富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这是巧合吗？不是！两者都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相互交融、整合结出的果实。

去过苏州园林的人不少，但能真正道出其美的人却不多；听说过或看过昆曲的人也不少，但能深刻认识其美学价值的人却不多。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昆曲是雅得不能再雅的“阳春白雪”，而昆曲的发祥地，正是在分不清究竟是“城中园”还是“园中城”的苏州。在许多人的眼里，没有园林，苏州，便不是苏州，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一句：没有昆曲，苏州也不是苏州，完全应该是成立的。

不仅《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唱出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词句，昆曲的许多剧目和内容都和园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曲，曾经取材于园林，也曾吟唱于园林，与园林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拙政园中的卅六鸳鸯馆，便是园林主人与友人们欣赏并演唱昆曲的地方；而网师园的濯缨水阁，怡园的藕香榭，也都有演戏的功能。

苏州园林，精致雅洁，亭阁居高，绿树葱茏，充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文人意识。这种浸透着精神因素的物质景观，是东方审美情趣的凝聚和物化，形成一种品位极高、自成体系的中国园林文化。园林的主要功能，是供人们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获得赏心悦目的审美满足和愉悦的心理效应。春雨冬日，夏蝉秋虫，在四时不同的园林景观之中，人们会触发许多遐思和联想，兴发许多相聚、雅集等人际活动。

因而，伴随着游园而来的许多顺时应景活动，诸如宴月飞觞、迎春赏花尤其是度曲吟唱之举频频进行。在情景交融之中，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园林所提供的良辰美景、审美情趣和应时节俗方面的满足。

昆曲艺术与园林艺术的必然结合，能使人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和思想净化的双重审美效果。昆曲鼎盛时期也是苏州园林艺术成熟并登峰造极的时期，更是苏州文化艺术和商业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由此可见，昆曲与园林水乳交融，相依相存，成为园林文化的延续和衍化，使苏州园林从更高层次上发挥了它在审美领域中的多功能作用，变“静态”艺术为动静结合，显示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地方文化艺术的特色总是与当地的水土风情和人文底蕴息息相关。昆曲和园林，都发轫于具有广采博取兼容特性的太湖文化（吴文化），昆曲将文学、音乐、歌舞、美术、雕塑、武术乃至杂耍技艺融汇兼容于同一载体，与园林艺术共具幽雅、细腻、抒情、婉约的艺术风格。

欣赏苏州园林，需要进入一种“虚境”。无比皎洁的月光，在宣纸一般的云墙上，将摇曳的树影筛成动人的水墨，也许就在此时，又添了一声青蛙自荷叶上跳入水中的响动。欣赏园林之境，不是用很细微、很淡然的心态，是无法进入角色的。

欣赏昆曲，又何尝不是如此。要知道，昆曲唱演和欣赏的最佳形式，从来就是粉墙花影，笛箫鼓板，三五知己，花前品茗，梅下饮酒，箫竹盈耳，拍曲应和，情兴倍添。昆曲清唱和表演艺术，在它的形成阶段并非剧场艺术，而是园林里的艺术。

而要真正品赏园林，又当是蕉窗听雨般的情致，而人文化的蕉窗听雨情致，便是有着同样意味的昆曲了。

在陶器烧造上，人类表现出不约而同性，可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则完全属于中国人。散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大量瓷片说明，我国瓷器开始成规模地输往国外，不晚于9世纪下半期，即唐代后期。当时，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釉褐彩以及唐三彩等，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这些地区。国内外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中国瓷器输出在宋元两代官方的大力提倡与鼓励下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清时期登上巅峰。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瓷器烧造技艺于17世纪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瓷器烧造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开始走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鳌头千年的辉煌历史已然不再。

就中国瓷器输出线路与范围而言，总体上遵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路线。在明代初期之前，中国瓷器以输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中国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大约始于明代中期。这与欧洲航海家于1492年到1522年间成功开辟新航路有关。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瓷器输往欧洲、美洲呈现日益旺盛之势。

瓷器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与审美性齐备的双重特征，预示着瓷器输出不仅是商业贸易，更是文化交流。历史告诉我们，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过商业手段与途径得以实现。因此，中国瓷器输出，实际上是借助瓷器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贸易行为，达成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是一种中国式审美文化的输出。中国精美瓷器，不仅被中国皇宫所器重，也得到欧洲王室珍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拥有明正德时期生产的印有其徽章纹的青花执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父子收藏有数千件中国精美瓷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设代理人专门收集中国瓷器……王室收藏使在家中陈设中国瓷器成为欧洲风靡的时尚，像在十七、十八世纪荷兰静物画中，常常以中国瓷器为道具；英国作家迪福甚至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断等。显然，中国瓷的审美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性审美。

伴随中国瓷器大量输出的，还有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如果说元代中期之前，中国瓷器受海外文化影响尚少，那么从元代后期开始，海外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品类、器形、纹饰等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响。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到明清时期，受欧洲市场巨大反作用力的影响，中国瓷器的欧洲审美特点凸显，珐琅彩、粉彩、洋彩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显然，域外文化已如血液般融入到中国瓷文化中，改变了中国瓷器审美取向，推动了中国彩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1800年瓷器烧造史，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1000年瓷器输出史，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神话。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对瓷文化、对瓷器输出史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学术研究，可谓恰逢其时。

（摘编自侯样祥《瓷，中国审美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