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在中国

陈 敏

微博，正在成为撬动中国的一个微小杠杆，具有造成飓风和海浪的蝴蝶效应。

美国《纽约时报》称：“微博改变了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方式……是一种能观察中国在发生什么的实时民意调查系统。”分析人士还表示，微博并非一种激进主义，而是一种自由表达。加拿大某报则形容，“中国微博正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变身成为舆论监督利器”，参与并且影响着整个世界。微博用户呈现井喷式增长，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预测，“微博用户的爆发性增长将出现在2012年～2013年左右，市场将在2013年进入成熟期。”一条微博只有短短几行，渗透性却极强。上海谢耕耘教授有个好比喻：“一种传播媒体普及到5000万人，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机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而微博只用了14个月。”真可谓：微博一小步，媒体一大步。

微博在中国悄然兴起，迅速壮大，衍生“全民记者围观中国”之现象，在推动公民社会成熟的同时，也锻造了一把藏着锐和钝的双刃剑。

在发生巨变的国际传媒环境中，微博这种人性化的媒体使平民和政府平等对话，在名人和粉丝之间架起桥梁，绕过各种出版媒介，而让碎片式的信息迅捷传播——哪怕再弱小的声音，都可能被扩大到无穷倍，进而震撼世界。

微博有其微妙之处。官方微博、官员微博、名人微博、草根微博等在微博舞台轮番上位，互相沟通、PK、博弈、联合，在只言片语里，在迅捷的转载评论里，有的力量被消减，有的则被扩大。一条微博可以是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也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庞大系统的命运。微博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演。当上亿的中国人都在这里抢着发言，一秒钟，就足以掀起新的狂澜，引发新的恐惧和狂欢。谁都可能成为主角，你准备好了吗？

另一方面，微博对个人隐私的人肉搜索，对谣言不负责任的转播，以及信息碎片带来的快餐式阅读，又让人不无隐忧。比如微博视野中的阅读，是典型的“泛读”。在技术上，微博给书写者的空间十分有限，被限制在140字以内。在140个字符内传递一定的信息是可以的，但要表达像样的思想则是比较困难的。对于读者而言，在微博世界浸淫日久，注意力也被严重碎片化，喜欢追逐一个个信息碎片以及思想的边角料，体验的是点点滴滴短暂的快感。

微博已经改变中国人的交流传播方式，但微博也只能是微博，容量和深度都有限。我们的消息平台、阅读态度、思考习惯乃至公民抱负，如果只是经由一个限发140字的新媒体造就或者宣泄，只能反证这个民族的孱弱。

对“微”力量正视不回避、善用不滥用，既知其利也知其弊，小小微博客，方能体现泱泱大国的智慧和气度。组织、机构、企事业单位能否运用好微博，无疑会影响到自己在变革社会中的未来。

（《中国青年周刊》2011年第16期，有删改）

论文艺与政治

章辉

在古希腊哲学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他们看来，文学反映了它们身处其中的政体的精神、主导性的观点和构建性的政治原则。从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审美的，而政治是关于治理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审美经验有助于促进德性培养，这样，艺术生产与政治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致力于构造美好的生活。从另外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自由的，而政治是关于权力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因为，如果政治是关于权力的，那么它也可能是压迫性的，它可能压迫追求自由的艺术。但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艺术对压迫的反抗不是通过明确的政治内容，而是借助非直接的、隐秘的美学技巧或艺术形式，比如运用讽刺、比喻、幽默、象征等美学手法对颠覆性的内容予以编码和加密，这种掩饰是艺术逃避审查保护自己的方法。

但是，艺术的外表，即非直接、隐蔽性、致力于颠覆的美学形式与其政治效果之间存在矛盾。使用公开的颠覆性内容就违反了法律，只能在美学技巧中表达颠覆性的内容，但必须让这种美学形式广为人知，即人们要能够熟悉理解这种艺术形式。如果形式太过离奇或技巧性太强而难以被大众所理解，就削弱了颠覆性政治内容的传播效果；如果政治内容太过直接，则这种艺术只能保持在地下状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诗歌。

在压迫性的社会，艺术要追求自由。如中国现代文学中普遍有民族解放的主题，因为中华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艺术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问题，于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观点就出现了。但艺术一旦去除了社会政治这一宏大叙事，就可能琐碎化为娱乐。

自律主义主张艺术独立于政治，艺术应该维持中立的纯粹超然的姿态。艺术占据的是理想的领域，政治则是权力领域。一旦结盟政治，艺术就腐化了。此时，艺术的形式还存在着，但其内容已经改变，艺术受雇于政治运动，最终导致权力迫害。但是，艺术不可能不对社会包括政治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复杂的。现代诗人奥登在他的纪念叶芝的死和关于爱尔兰政治的诗歌中说，诗人不能导致任何事情的发生。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在某些时候，艺术确实具有政治影响，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推动了美国的废奴运动，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宰场》仔细描绘了肉食加工业的情形，这部著作出版后，肉食工业的改革在美国开始了。

一方面可以说，任何文学作品是社会政治因素的产物，因为作家的人格是为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塑造的。另一方面，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摧毁禁忌、规则和社会偏见，这就有助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反过来促进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我们可以研究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但要考察作家对其社会时代的影响就很难。

（有删改）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 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 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 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 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 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 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 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 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 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 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 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 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 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 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 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 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 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 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 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 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 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 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 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 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 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 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 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