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晋国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直以来被传为佳话。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防止官吏任人唯亲的回避制度。从现有史籍上看，最早在西汉的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官任职必须回避本郡的规定，而到了东汉桓帝时，就已经正式出现“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临监”的“三互法”，从此初步奠定了中国历代行政回避制度的基础。

中国历代实行的回避制，主要包括地域回避与亲属回避两方面的内容，简单来说即是“避地”与“避亲”。所谓避地，是指地方官员任职时必须回避某些地域，主要是官员籍贯不能与他的任职地重合；而避亲则是指官员担任行政职务或执行公务必须回避与自己有亲属关系之人。随着时代变迁，行政回避制度也在发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制度越来越严格，回避范围越来越大，处罚越来越严厉。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规定各郡、国的守相以至于县令、丞、尉等官职，都不允许由本郡人担任，可谓是首开地域回避制度之先河。此后，除了在魏晋时期曾一度放松外，历代对地方官任职都有严格的回避规定。如唐代初期，已开始明确规定除了京兆、河南两府外，其余地方官员均不得在本籍及邻近州县任职。到了宋代，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地域范围，已不限于本州、县，而是扩大到了路一级区域，宋神宗以后更是不仅要求回避本籍，同时还需要回避田产所在地。

明清时代，中国官僚体制最为成熟，对官员任职回避的规定也最为严格。明太祖时期，为了防范各级官员弄权地方，一度实行南北更调制度，即南人只能任职北方、北人只能任职南方，同时又将全国划分为三大行政区，施行地方主要行政官员轮换制。但是，由于地域回避限制过于严格，地方官员调任频繁、任职遥远，导致很多地方空缺官职难以得到及时补充，不得不又将回避地域限定为省一级，同时将滇、贵等边疆地区地方官员任职回避范围缩至府级区划。入清以后，在继承明代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对官员任职回避要求进一步细化，如康熙四十二年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政廉洁。历代之所以制定日益严格的回避制度，是因为中国有重乡土、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各级地方官员很容易陷入各种复杂关系网，难免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为亲友谋利，从而导致行政腐败。而回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官员在任职与具体行政公务中，脱离原本熟悉的关系网，避免官员利用亲属、乡土关系腐败，防止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历代王朝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但是随着唐宋以后回避制度日趋严格、规定日益细密，官员的腐败现象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汉、魏晋时代梁冀、石崇那样庞大、富可敌国的家族腐败，官场腐败更多的是官员个体行为，证明严格回避制对防止腐败确有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郑金刚的《中国历史上回避制的困境》）

中国人重视人给礼俗,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图着森地上,因此,世代生长子斯的农民,非常强调伦理秩序,强调上下尊卑,家族文化非常发这,雨依岁时而定的传统节目,基本上都是家庭性节日,如端午中秋、重阳、大年等,都强调家人的回归团聚,强调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与西方的宗教性节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传统节日里人伦特性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在岁米、除夕,新春这三个环节,以礼俗形式体现的辞年礼,团年礼和拜年礼、都特别强调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文化联系,

辞年礼俗的超点是腊八。从腊八开始,大家就准备过年了,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岁米探诗拜望、礼物馈赠及团聚宴饮等,腊八之后,人们都要扫尘,就是为了在过年迎神祭的时候有一个清洁的环境。除了扫尘之外,还有一个净化仅式,那就是年前要沐浴,剩头,如果说扫尘是一个居所空间的净化的话,沐浴和剩头则是个体的一个清洁仪式,这个年俗特别强调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用一种新的形态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再看团年礼,团年就是在峰旧迎新的过程中所举办的家庭团聚仪式。团年礼是过年的中心部分,其中重要的节点是祖先祭祀与年夜饭。人们在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先祭祀祖先,比如北方地区年夜饭的第一碗饺子是献给祖先的,南方地区年夜饭也是先请先人享用。年夜饭又称团圆饭,是一年中最具象征性的一顿饭食其中有一些菜是不能少的,如鱼、肉丸,豆干,红枣、萝卜等,取年年有余、团圆,喜庆、彩头等吉兆。在传统中国,无论如何,年夜饭都应该是在家里吃,因为家里有祖先的牌位,我们是跟祖先共同享用这顿团圆饭。我们今天很多人主张毕夜饭要到饭店去吃,这其实是在城市化,商业化的浸染过程中,受到商家的误,这其实是文化礼俗的一个重要损失,是不正常的,团年礼中还有个重要的仪式就是长辈给小辈分发压岁钱。压岁钱的意义是长辈通过给小辈以钱物的方式,达家人的关爱,冀望给孩子一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年关。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伦理的关怀和精神的鼓励、但是现在很多人将发压岁钱看成是种负担,因为价码越来越高,人情越来越重,这其实大大偏离了压岁钱礼俗的本意。

在传统年节礼俗里,还有“守岁”一说,全家人彻夜国炉团座给老人祈寿宋朝时,“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我们今天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等到零,点,然后放鞭炮。这是因时而异的新变化。今天的春晚让四海华人能够聚在一起,实际上它是延续了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就是让海内外华人共享这一特殊时刻,让华夏子孙在春节共同体验我们的文化传统,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熬过了旧年,迎来了新年,这个时候大家要互相庆贺,所以又有拜年礼。拜年礼不仅仅是老百姓之间的庆贺方式,而且是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共享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让我们获得社会整体的文化感觉。新年到来之后,这样一种对天地祖先、亲人、乡邻、朋友、同事之间的贺拜仪式,也是一种建构礼俗关系的仪式行为,是在新的时间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再确认。

（2013年9期《新华文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