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小游戏“愤怒的小鸟”可谓红遍了全球，与此类似的还有小游戏“切水果”等，几乎老少皆爱。为什么全球人都如此喜欢这类有点“脑残”的发泄游戏？因为“怒鸟”的有些设计和我们童年的回忆有关，比如弹弓，就是对儿童时代的怀旧心理。其实很多游戏卖点都是返回童年，没有理性和道理可讲。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类似的欲望，似乎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②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好，青少年时代越来越长，现代人的儿童期和青年期都在不断延长，人独立的过程延缓了。青年在学校的时间大大增加，并不独立，所以不少年轻人有很多儿童的特性。从这个层面说，可能除了少部分地区，这个时代全世界人大多生存不艰难了，于是成年人儿童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久地保留着童年的天性。

③再者，温饱没有问题，但是生活的挑战仍然相当严峻。大学生毕业以后，发现房价高、物价高，而职场里，总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达不到期望。大家普遍焦虑，这种苦闷和压力是中产阶层常有的。所以作为减压效应，“轻暴力”游戏，就成为宣泄苦闷的最便捷方式。它有点小暴力，能让心中的苦闷有所宣泄，但是又无伤大雅，毕竟大多数人的苦闷还没达到极端程度，游戏的宣泄就显得恰到好处。

④自现代化以来，全世界的人都遇到一个共同问题：谁都不敢得罪。在任何组织里，都变得谨慎和压抑，容易心理上失衡。而这些小游戏，则把人生简化和单纯化了，游戏中，只要经过某种努力，就能够迅速达到目标，不像现实中如此复杂，有太多莫名其妙不可控的因素。游戏是可控的，并能在稳步升级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⑤但是与此并列的另一个现象是，精英文化一直在小众范围稳定发展。比如豆瓣上的影评和书评，网友们看的作品、评的内容，都非常高雅。总体上看，人的知识面肯定比过去宽泛多了，文盲率很低，花三分钟百度一下，立即就能把元朝说得像模像样。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把深度留给专业人员，大众只需高效挪用成果就行。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化思维其实是提高了。只不过知识面无限拓展后，往深里走的愿望就减弱了，不能连贯思考，发散性很强，变得平面化，但未必肤浅。

⑥这些单机小游戏，归根结底，体现的是自我感受，让自我得到了释放。年轻人的社会群体感弱，自我的空间却足够大，房子可能小，但是私密性很强。完全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敏感、细腻、轻微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心里的创痛和不安，需要治愈。也有人把某些小游戏归为“治愈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大众文化和游戏，也有积极的力量。

噪音和价值判断

何满子

无声的世界是悲哀的，这毋庸说；但嘈杂轰乱的噪音也是生态污染，这大概也是常识。于是，人们厌恶扰人清梦的高音喇叭，厌恶令人肉麻齿浮的高分贝的金属锉锯声，厌恶搅得人心慌意乱的喧嚷和吼叫，厌恶涎皮笑脸的无休止的插科打诨，等等。人们即使不是为了公益，只是为了自卫，也有权发发话，向社会作点诉求。听惯噪音、喜欢这种调调儿以及要显得本人大度能容的人物，似乎也正不必讥嘲那些想耳根清净而发话的人。不应该是多样化、多元化的世界么？那么有人对听不惯的噪音发点话也无妨纳入多样化多元化的声音里，不必嫉视吧。

 当然，噪音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你说城市里放鞭炮吵得人心烦意乱，吓得婴儿惊悸、老人心脏病猝发；他说这是制造欢乐祥和气氛。你说《周易》科学占卜、《麻衣神相》现代化相面是宣传迷信，蛊惑人心；他说其中大有玄妙，是科学尚未究明的超科学。如此等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人的判断就是不一样。但也该让大家判断判断，是非尽量求得共识。

城市放鞭炮和迷信活动之类是可以靠行政手段禁止或限制的，当然禁了或限了也很难根绝，有人喜欢这些调调儿，你也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必须加以年月，待全民的文明水准提高以后才庶几能消歇的。有些东西则不能禁，也无需禁，再说，禁也禁不掉。它利弊兼有，影响又广泛，只能容许其存在，但不宜任其泛滥成灾，让噪音弥漫全社会，压倒正声。依靠什么才能做到使噪音收敛呢？恐怕主要要靠舆论力量，靠明智的价值评断争取社会更多的认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导向。

例如，娱乐性、消遣性的不少玩艺，就有大量庸俗甚至恶俗的趣味腐蚀着社会，以其通俗和某些感官效果引诱得大批的人发烧。如那些与严肃音乐艺术无缘的歌星演唱，蒙面大盗之类的劣等文化，耍嘴皮子玩个梦的痞子腔文学等等。能逗乐，可以化严肃为一笑，有那么一点也可以让人间不太寂寞，也能显示一下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化。然而，若嫌这些玩艺泛滥得还不够，曲予辩解，为之鼓吹宣扬；其终极理由则为有这些玩艺至少胜于无声的世界，更以为采取如此的态度才是“有容乃大”，那就纵使不追究价值判断上的问题，至少也应说是过犹不及了。

人们从身历的过去厌恶无声的世界或清教徒戒律的世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盼望金鼓齐鸣百音并奏不等于要把世界全让给大声怪叫或吱里哇啦的噪音。舞台上少不得有一二小丑做点怪相逗乐，但满台小丑，奉小丑为舞台艺术的极致，总非文化之福吧。

又有一说，市场是不以价值判断为转移的，说是白费神。更多的人还认为市场经济发展下去，新文化、新道德会自然形成，该淘汰该衰竭的会自行让位或敛迹，一切都会自行平衡，文化也就会自行推向高层次。这种市场经济万能论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延伸，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托词。果真如此，则文化价值判断就根本无用，发议论者都是吃饱了撑的。这倒是信奉了黑格尔老人的命题：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于是人只能俯伏在噪音之前，无能为力，反不如找理由给原已泛滥的低档次文化辩解，努力发现其如何美妙，犬儒主义地迎合时尚，既显示宽容，又自居新潮，才是计之最得者也。“劝君莫忧愁”，实行这一妙计的人是有的。

    （有删改）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此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为了弘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而且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认同而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典“化石”。我们有过“中国气派”的追求，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也走过“俄国人的路”，甚至今天还在虔诚地膜拜着“世界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民族在中西文化上的摇摆状态。

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其一，坚守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文辞简约幽深。其二，创作直取西方文学的样式，如李金发、王蒙的创作，前者以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师，走向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后者模拟意识流，创作出大异其趣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

西方内部也曾发生过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矛盾。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它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参照系，成功地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受到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的创造性力量，而它的参照系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需要强势文化的滋养，更需自己传统的力量，这样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拓展开放的宽度，提高与世界融合的深度，中国民族文学当然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需要引进“他者视野”，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以利于优化本民族文学。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学书写，也不必注重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些外在标识，时代已经重塑了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正以新的样式存在于生活的细节。观照世界，接续传统的灵魂，才能让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根据网上资料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