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1月10 日在京发布。调查显示：2016 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 亿，超过总人口的1/6。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指出，一个国家在市场统一、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结果一定是空间上的“高度集聚”。“这是现代经济的共同特征。”

空间的“高度集聚”是怎样的?比如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比如沿海城市成热门选择，这就会让“不平衡”三个字呼之欲出了。陆铭将此形容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国家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资源自由流动；而人们在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时，都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益，有一个效率追求。在‘统一’和‘效率’都实现的情况下，空间的配置一定是高度不均衡的，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平衡’。”他甚至断言，如果要同时追求统一、效率和经济活动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是“不可能!”

（摘自澎湃新闻网《中国城市化问题：你要大城市一张床，还是小城镇一间房?》2017 年1月2日）

材料二（本报讯（记者卫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日前在京发布。该《报告》以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为重点，分专题对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与社会融合、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和流动人口生育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相关的政策。《报告》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加，2016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 亿，超过总人口的l/6．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中商情报网讯》2016 年10 月20 日01版）

材料三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指出，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千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形成一个多元异质、丰富多样的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这对青年们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北上广也日益暴露出“大都市陷阱”的一面：住房昂贵、交通拥堵、通勤距离过长、工作节奏快、高竞争压力、环境恶化、孤独感、亚健康，等等。在北上广谋求发展的全国各地青年经常处在一个“向下的青春”“摇摆的青春”和“放逐的青春”的迷茫旋涡里。

（摘自2016 年5 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不断流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最后遭遇失败，两手空空地回来，在你的人生旅途中也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事实上，到大城市去，到资源最集中、机会最多的地方去，是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在今天的中国，大城市在资源配置与机会均等上，确实有高人一等的优势，这里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一者，大城市也有熟人规则、也有拼爹窘境，但就像不少求职过的大学生说的，在不少二、三线乃至不入“线”的城市，“关系”更像硬通货、更容易升值。二者，在2010 年的时候，“逃离北上广”就成了年度热词。人人控诉高房价之祸，铺陈着梦幻田园般的归隐生活。只是躲过了高房价，却完全找不到现代生活的节奏。三者，市场是一个动态平衡机制，人力资源流动带来生产的压力，自然会带动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升高。

（摘自光明网《别鼓动年轻人“逃离北上广”》2016 年9 月10 日）

马克思之墓(节选)

南　帆　　

①在英国，可以见到许多名流的塑像。威灵顿、丘吉尔、司各特、牛顿，如此等等。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是某一个富豪捐赠的，图书馆门前就有一尊这个富豪的铜像。伦敦的某一个地铁站口甚至塑起了一尊福尔摩斯像。

②海德公园里矗立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如此之高，以至于拍照时不得不用广角镜头。纪念碑纪念的是一个叫作阿尔勃特的男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他最为重要的身份是女王的丈夫。据说他去世之后，伤心的女王大约有七年的时间不理朝政。这座纪念碑应当是爱情和皇家财富的共同象征。

③其实，英国人更为热衷的是另一桩爱情纠葛——戴安娜王妃的故事。纪念戴安娜的活动至今不衰。戴安娜逝世的周年忌日，无数人自愿地献上了鲜花和花圈。海德公园几条主干道的路面上，不远的距离就钉有一面铜牌子——因为戴安娜曾经从这几条路上走过。人们爱戴安娜的原因不仅是她的美貌，更重要的是她的平民精神。她时常以王妃的身份从事多种慈善活动，她不太在乎皇家装腔作势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刻意将那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作为摆脱平民世界的仪式。

④可是，这种爱戴之中是不是仍然隐藏了某些势利之心？戴安娜的传奇寄托了众多凡人的白日梦，而且，戴安娜故事的后半段仍然是这种故事的延续。她可以大步跨出肯辛顿宫的大门，然而，接走她的仍然是埃及巨富多迪的奔驰轿车。

⑤热衷于戴安娜平民精神的英国人大概不太想到马克思了。没听说英国的什么地方有马克思的塑像。马克思说了一些权贵们不爱听的话，有钱人当然不想为他树碑立传。令人感叹的是平民的沉默。穷困的马克思为无产者呐喊了一辈子，风雨无阻；然而，那么多人却慷慨地将鲜花和花圈掷给了象征性参加过几次慈善活动的戴安娜。这个世界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⑥当然，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电视或者报纸上名流表演的消息所收买。还有人懂得马克思和《资本论》。英国的BBC主持了一项调查——谁是影响20世纪的十位名人？广泛投票的结果，马克思竟然名列榜首。这个消息令许多人意外，也令许多人惊喜。这个消息令人恢复了一些信心，历史的天平仍然存在。

⑦前往拜谒马克思墓的时候才知道，马克思所安葬的海格特公墓已经私有化，一个毕生倡导公有制的思想家还是无法让他的葬身之地脱离旧世界。收购海格特公墓的是一个老妇人，她规定进入公墓必须交费。尤为苛刻的是，每带入一台照相机必须加付一个英镑。

⑧马克思的墓原先夹杂在一大堆坟墓之间，平躺于地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和各国共产党合力重建了马克思墓。新的马克思墓位于公墓东北角的路边，墓碑是花岗岩砌就的一个高8英尺的方柱，方柱顶上安放着马克思的铜铸头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看着墓碑上镌刻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心中无限感慨。

⑨返回的时候，有人问起马克思的后代。据说伦敦还有一个，不知是第几代孙子或外孙，在开出租车。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他至今应该还是标准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吧。

材料一：

调查发现，82.55%的高校有报纸；84.29%的高校有广播；46.07%的高校有新闻；71.2%的高校有通讯社；45.9%的高校有电视台；39.62%的高校有新闻类杂志；87.26%的高校有微信公众号；72.25%的高校有微博。可见，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发展迅速，跃居第一位。报纸、广播、微博等紧随其后。

对比中国高校传媒联盟2011年发布的《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传统校因媒体数量均有缩减。其中报纸下降8.95%，广播下降5.91%，电视台下降12.1%，新闲类杂志波动最小，下降0.33%。传统的校园媒体形态中，仅通讯社类校园媒体呈上升趋势，上升1.6%。

相比其他类型的校园媒体，校园电视台需要的技术、资金投入较多，专业性更强，普及率相对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显示，64.57%的校园媒体有独立的视频生产能力，生产的视频类型最主要的三种为文艺娱乐类（74.32%）、新闻类（61.08%）、谈话类（42.16%）。

调查发现，融合型校园媒体大幅增加。在此次调查中，4.19%的校园媒体组织仅有一种媒体形态，其他校园媒体组织均具有一种以上的媒体类型。而在《2011年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单一类型的校园媒体组织占总数的76.7%。

数据显示，39.92%的校园微信公众号在2013年以前成立，16.53%在2013年成立，2014年到达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的高峰期，比例为24.6%；2014年以后，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趋势减缓，2015年成立的校园微信公众号为13.91%，2016年仅为5.04%。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校园媒体顺势转型，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新的媒体形态寻求长远发展。在已经建立了微信公众号的校园媒体类型中，92.37%的通讯社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7.65%的纸媒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2.86%的电视台有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有78.02%，网站有76.32%。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

材料二：

现在的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几乎是手不离机。绝大部分大学生从新媒体平台中获取最新信息。

校园市场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大学生是“下一代消费者”，是未来的消费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下一代消费者、保持品牌的持续年轻态。从2013年开始，广告主数量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量率。2016年，校园广告主数量达95万个，预估2017年会达到120万个，随着消费升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未来进行校园营销的企业将会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传统媒体并不能高效地满足“企业进校园”的需求。高校新媒体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一困扰，但投放效果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70%的高校新媒体主要通过软文广告来实现盈利，但当下的高校品牌营销中，软文投放并不能完美地解决企业营销诉求。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新媒体蓝皮书》）

材料三：

当前一些校媒的“媒体融合”只能算作“多媒体合作”，并没能按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没有丰富受众的信息获取体验，反而不少受众产生了信息雷同的阅读疲劳感。

（摘编自左军《全媒体时代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状况研究》）

材料四：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多优势，如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互动性强、用户参与感强等。

材料五：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话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不过存在于书面文献上，甚至干脆说中国古建筑的实物等于零。这种片面的看法曾得到很多本土学者的呼应，并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浊流。时至今日，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技术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适合建筑的优良石材。其次，古人的石材加工技术并不落后，先进的玉石文化，以及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容易取得。秦朝修建阿房宫，许多木材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的。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很不经济的；只有当使用木材的意义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木材来盖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更便于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材更少。《礼记•檀弓上》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是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

中国传统哲学从未认真看待过“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人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对象，人一直处在不断的繁衍和传播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建筑物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筑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久保存，经久不变。而陵墓建筑在功能上则有耐久的要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因此这里便成了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如铺地石、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选择上的理性。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