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甚广，表达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及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是有些尴尬？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与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一)

（1）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它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

（2）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3）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4）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 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5）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6）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1927年，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方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7）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二)

（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2）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3）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4）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各种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錾磨师傅

耿立

这是一个平原里的人都熟悉的石匠，一年总有几回从村庄走过。他走过来，把褡裢从肩 头一甩，锤子錾子互相碰响。父亲与石匠就在驴子前的空地上，各自提下裤裆，蹲下，互相递上纸烟，霞光的斑斓里有了剪影般的影子，映在磨道边的屋墙上。辣辣的烟雾弥漫着，很浓。

天到半下午，太阳的光减了力量，在阴凉里就有点冷。錾子和锤子单调的闷音叮叮当当响。石匠师傅全然不在意我的存在，哼起歌子来；

“怀揣着雪刃刀，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啊呀哭，哭号陶，急走羊肠去路遥，天，天哪！且喜得明星下照，一霎时云迷雾罩。”

在师傅的眼窝里，我看出了水珠，汪汪的，本是干涸的松皱的眼袋忽地明亮。

我问唱的什么？他放下锤子。“《夜奔》。”

“《夜奔》是什么?”

“就是夜里走路到梁山。逼得夜里走路。”

梁山，在我们平原的边缘上。但为何成为“夜奔”，我还是不明白。师傅说，大了，有了识见，就会明白。

我问师傅见过山吗？他笑了，说他就从很远的深山里，在农闲的时候到平原来，凭着手艺 叮叮当当地挣钱。在我的眼晴里，师傅是见过世面的人，很神秘，那一錾一錾的有节奏的声 音，也像是魔力和韵调。

平原外的一切是什么模样？师傅问我想跟他走吗。

“想!”

“为什么呢?”

“天天吃煎饼。”

师傅放下錾，把鐘子放到磨盘上，“孩子，你还小。”他摸着我的头顶说。

“大山不好吗？”

这一问，好像捅到了师傅的苦处。他摇摇头，“你还小，哪里都有作难的时候啊，大了，等你见到山，经历了，就明白了。”我感到师傅的话极深奥，就想他许是不愿意带我去看山。

我有点想哭，就缠着他，让他等着我，等我长大了，到山里去找他，师傅乐了。

父亲看我如此的样子，就说拜石匠做师傅，将来能拿动锤子錾子，可以背着褡裢的年纪，就跟着师傅到平原外走动。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叩了头。父亲打了酒，杀了一只鸡，配上从地 里摘下的还有黄花的黄瓜。

第二天师傅走了，我和父亲送他到村外的土路。一个光光的脑壳，一个褡裢，一把錾子叮当着远了。

这以后的日子，师傅在霜降的时候，都会来我们的村子。每次师傅来的时候，总不会空手，带一些平原不常见的物件，煎饼、山核桃、榛子……他从褡裢里掏出那些东西的时候，总会说“我的小徒弟”。我发现师傅十分地珍爱师徒关系，在学屋里，我曾比较老师和师傅，觉得老 师不会给我带来平原外的神奇，而师傅说，等我大一点，他就会给我打一把錾子和锤子，和他到平原外走一走。

也许，师傅给我的是平原外的牵桂。有一年，到了霜降，师傅没来，到了寒露，师傅还没来，村子里的几家磨都钝了，变得喑哑。贴近年关的时候，我在村外看到了一个背褡裢的人，他告诉我师傅死了，在一家的磨道里，拿着錾子，忽然一放锤子，一口气没上来，走了。

我听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平原外牵念我的人走了，我对平原外的牵念也减了许多。也许师傅有许多的苦楚，我想到他第一次不自制地在一个平原深处的孩子面前唱起《夜奔》。后 来，我在空余时，喜欢起篆刻。我有一个愿望，哪天就刻一方肖像印章，内容是林冲在雪夜，斜背着长枪，枪端处，挑着的是酒葫芦，也是天黑得紧，雪也下得紧……

（选自《人民日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