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是“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 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 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 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 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 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 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 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 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 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 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 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 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 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 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 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 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 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 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 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美育一般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美术教育,一种是审美教育,后者大体可以涵盖前者。审关教育不仅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素养的培育,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教育;不仅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教育,也包括各种审美实践场景中艺术技巧提升、审美能力培养、审美价值观塑造等。美育的整个过程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与现实中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美育的底色,文化精神是美育的灵魂。如果忽视了文化精神的培养,美育就是不完整的。

欣赏人类流传下来的芑术作品,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美学蕴涵,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知识,联系艺术作品产生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许多困难和障碍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鉴赏西方绘画时,必须要掌握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绘画要联系宗教精神来赏析;我们欣赏中国绘画,其空间留白、用笔运意、墨彩浓淡等,无不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境,如果不了解中国绘画中计白当黑、浓淡生趣、意境天成等艺术手法和精神追求,就很难体会到艺术作品的神韵。

文学的鉴赏也是如此。从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开始,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就将个人情志的抒发与社会风俗民情的描摹乃至现实政治的讽喻结合起来,儒家诗教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阅读各个朝代的诗歌,都需充分考虑诗人共同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才能体会诗中比兴寄托所表达的种种意味,才能明白诗句所传达的哀怨悲欢的情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美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被作为一个启蒙郑重提出,承載了爱国救亡、除弊振新的重任。从梁启超的“趣味教育"理论、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鲁迅文艺“拯救国民性”的啐吁,到丰子恺、刘海粟、林风眠等艺术家提倡以艺术教育推选美育的观念,都深深地融入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責任意识。也就是说,将美育代入社会文化改造、国民精神重塑这一宏大目标,成为当时美育思想的主线。因此,孤立地谈当代美育,狭隘、庸俗地理解美育的内涵,既拋弃了百年美育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也丢失了美育所包含的塑造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理念。

当下美育思想和美育方法存在着重技巧侍递而轻文化传承、迎合刺激体验而忽视趣味涵育、趋附西方审美而贬抑民族审美等问题。人们对审美教育的理解往往就是艺术技能培养,家长送孩子到各种培训班学乐器、学绘画、学舞蹈等,却很少从培育艺术潜能、提升人文素养出发来制定教育方案。

此外,当下美育还出现重西方而轻传统的倾向,我们的美育应充分吸纳传统文化内容,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将西方的与民族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充分融汇起来,从民族角度观察世界,自现代眼光观照传统,形成既能包容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又能彰显我们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风貌的审美教育体系。

总之,培养健康自信的文化精神,不仅是推进美育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美育最终的目标之我们应将美育当作传承文化、培养国民精神的传世工程,接续中华文脉,延续百年美育思潮,将美育推向社会每个角落,让美育产生润化人心的力量,守护每个人的精神健康,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黄仲山《美育重在培养文化精神》）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全新面貌开放迎客，游客可以坐小火车游览滨江观光带，或骑单车来一趟亲水之旅。

 这片休闲出游好去处，几年前却是“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市区南部狼山、军出、剑山、黄泥山、马鞍山临江而立，加上周边长江岸线腹地，统称为五山及沿江地区，总面积约17平方公里，沿江岸线约14公里。”南通狼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成宾说。公用码头以大宗散货为主，扬尘、污水、噪音等污染严重，港城接合部成为脏乱差的重灾区。

2016年底，南通决定推进五山及沿江地区修复保护，陆续关停严重污染企业，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新区转移；下游新建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将狼山港整体搬迁。目前，五山及沿江地区共拆迁“散乱污”企业203家，退出港口货运功能，腾出修复岸线5.5公里。

去年8月，狼山国家森林公园获批成为南通首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目前，南通植物园、森林公园军山片区建成开放，今年春节期间参观人数达到30万人次以上。五山及沿江地区已新增森林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市绿核”效应正逐步显现。

“产业退、港口移、城市进、生态保”，把生产岸线打造成生态岸线，还绿给市民，这里成了南通的城市客厅。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5月2日）

材料二：

4月12日电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官方微博12日发布情况续报称，福田暴雨失踪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紧张进行中。截至上午10时35分，已在河道中搜寻到第二具遗体，死者身份有待核实。早前，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罗湖区被冲走的两处河道12名施工人员造成4人死亡4人失联。一条路反反复复挖坑，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好过，路面缝缝补补，施工信息不透明，尘土飞扬，这也是深圳积水得不到及时排泄的原因！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城市排水管道设计标准确实落后。目前中国城市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一般采用1-3年，大部分城市普遍采用1年一遇重现期。发达国家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一般略高，如美国居住区2 -5年，商业区2-10年；欧盟居住区2年，商业区2-5年澳大利亚2-10年日本东京3年，京都、名古屋5年，神户、川崎10年。

很多欧洲城市，排水系统是先于城市修建。而巴黎的排水系统更是奥斯曼推到巴黎重来修建的结果。而回到中国城市，往往是建成区存在着严重的内涝问题，甚至是很多新城区因为设计标准太低而内涝。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施工难度，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深圳暴雨引发洪水已致7人遇害，解决城市内涝不能光喊口号！

（摘编自《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三：

4月22日，首届公园城市论坛在成都开幕。不止一位与会专家提到，“公园城市”的要义绝不是停留在公园或绿地的建设层面，这是一道涉及新时代城市发展新模式的时代课题。论坛上，联合国人居署专家以及海内外城市代表、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公园城市·未来之城”主题，就公园城市的建设达成了十项共识。

“公园城市”提出，很多人想起新加坡“花园城市”理念。作为“花园城市”的标杆，新加坡仍然是全球城市取经的对象。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专家林振聪回忆，一开始，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建设主要考虑环境保护和治理。近些年，才更加注重居民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

从英文上来说，公园城市译作“parkcity”，花园城市的原文是“gardencity”。“从词义上来说，‘公园’比‘花园’多了公共空间的功能。”林振聪解释，“在我看来公园具备更多公共空间功能，‘公园城市’代表了城市发展更加高级的形态，也更讲究以人为本。”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提法的改变，背后是建设理念的升级。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2019年4月22日）

雷抒雁原名叫“雷淑彦”，可这个西北汉子认为“淑彦”两个字不好，有点儿像女人的名字，便自己改为“抒雁”。

作家赵克诚曾经赠予雷抒雁一幅嵌名联：“雷霆歌唱，抒九天壮志；鸿雁优游，揽百姓仁怀。”名如其人，雷抒雁“雷霆”的时刻总让人记忆深刻。作家张同吾回忆，有一次与雷抒雁一同参加在北京举办的旧体诗词研讨会，当时这个研讨会也算是诗学上的一次盛会了，除了与会的诗人，有两位部长和两位上将端坐在主席台上，还有几位将军坐在台下头排座位上。

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各位将军和首长，却未介绍与会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

雷抒雁登台发言：“我先说几句题外话，今天是什么会？是诗歌会又不是军事会议，介绍那么多将军而不介绍诗人，岂不是喧宾夺主？”

此话一出，真是“一语惊四座”，却当即得到了诸多诗人的赞同。他还主张，研讨会不应设主席台，大家围绕圆桌而坐，促膝相谈，更加亲切自然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