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就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

②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③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只讲“东方的各文明”，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 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

④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柜架。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粘合剂；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⑤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之书。”

⑥承认甚至赞美全部文明的价值对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特殊的历史经历的多棱镜认识全部文明。我们热爱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借助于它，我们解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其它事情。明了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

（（美）罗宾．W．温克《牛津欧洲史》序言，有删节）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后,“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刘再复

如果说《论语》是儒家文化的原形，那么《山海经》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它所凝聚、所体现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华文化精神，其中的英雄无私无畏、不知算计、不知功利，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红楼梦》也体现了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小说的开篇就紧连着《山海经》，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女子，以及浸透于全书的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拘囿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及唐僧所呈现的也是这种精神，二人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以慈悲的规范，唐僧所要造化的英雄是造福的英雄，这一基本精神和《山海经》完全相同。

若以《山海经》为坐标和参照系，便可发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其英雄已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是不断地砍杀人。他们不是要去“补天”，而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或自己想成为“天”。他们已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编织为粗暴与凶狠，或埋葬天真与政治，走向天真无邪的极端反面，耍尽心术与权谋，智慧用于杀人与征服。两书袭用传统的“忠义”理念，但没有灵魂和精神指向——只有情绪，没有信念；只有政治沙场，没有审美秩序。鲁迅则用“三国气”与“水浒气”来描述，实在恰切不过。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到了这两部经典便走到了“伪形”的高峰。

中国原形文化系统中，早期又有一个女性文化的原形。女性在原形中具有创世的地位，既补天又造人的创世者女娲就是女性，这是中国文化原形的象征。《山海经》中另一女性精卫（炎帝之女），化为精卫鸟后以填海为目标，是“补天”的对应性行为。西周时期周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传说她于郊野践巨人足迹而怀孕生后稷。战国时期老子《道德经》中有“知其雄，守其雌”和“牝常以静胜牡”的“雌性优胜”理念，反映出其哲学精神指向是重“水”性、柔性和雌性。这都为女性能站立于大地而奠定了哲学基础——英雄文化不等于雄性文化，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刚与柔、雌与雄的合理关系；男性英雄应该充分尊重女性。这种雌性优胜的哲学是中国的原形哲学，是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是这种哲学的变形变质。两部经典在崇尚雄性暴力的同时蔑视、仇视雌性，砍杀和利用女性，从而展示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页。

（节选自刘再复《双典批判》，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