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假“义”之名逐利的伪君子和轻信“义”的旗号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于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的。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它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到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选自周国平《朝圣的心路》）

鲁迅与诺贝尔奖

罗广林

曾经有人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推到了鲁迅面前，但是鲁迅认为这于他是极不合适的。有人把他的辞避看作伟大的谦虚，这只是中国式的迂腐之见。好在鲁迅自己是公正而且清醒的。

现代化已经成了几乎一切民族的文化目标，而且成了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乎一切民族的价值标准。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把鲁迅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难看出，鲁迅没有为现代化文化提供任何文化建树。无论是他的医术，还是他的文学观念；无论是他的人道思想，摩罗精神，人和非人的意识，还是他的进化论，阶级观，乃至于他的发式，他的西装，他的见了友人握握手的习俗，全都是从西方来的。他区别于其他中国思想家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精神是完全现代化的即西化的。可是，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什么呢?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文化精神，是内化到了每一个大人小孩头脑中的内在素质，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和心灵中培育生长起来的果实。鲁迅只是虚心地学习了那一切，而且视若珍宝，用来对中国文化作最有力的批判。在世界思想史上，他无法成为发明者创造者，而只是一个运用者操作者。而且他刚领略到西方文化的要旨，就一直忙于运用和操作，无暇去做更具体更学科化的研究。站在这样的文化水准上，又身处连运用者操作者都寥寥无几的社会之中，要他拿出堪与西方大师相媲美的文学成绩，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不说鲁迅的具体作品吧，说多了会触伤自称是鲁迅的捍卫者的人们的感情，也许还会触伤民族自尊心，据说这种自尊心是很高尚的。

要说思想的犀利猛鸷，《坟》可以作证；要说观察的深刻，《呐喊》、《彷徨》可以作证；要说表现力，《野草》可以作证；要说文体的智慧，全部杂文可以作证。而他的整个灵魂，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丰富感悟和深广同情。他的战斗的一生，更证明着他是个十分坚强十分彻底的人。也就是说，就个人素质而言，他应该可以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优秀思想家优秀文学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原因乃在于他的民族。

中国人总是用裹脚布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领带。当西方人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高度艰苦跋涉时，我们却盘脚坐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看着他们努力扭动的屁股发出下流的嘲笑。鲁迅先生是个真诚的人，他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和向善之心，向西方人的队伍急追而去。当他气喘吁吁赶到那个队伍中时，他的第一发现就是自己是个侏儒。在他所尊敬的卢梭们达尔文们马克思们托尔斯泰们面前，他的确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自惭形秽的侏儒。历史竟然以这样叫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来回报鲁迅的艰辛努力。一次又一次，永远是这样。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只能是这样。

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人格成为崇高的人，而要成为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化巨人，却必须仰仗自己民族的文化力量。我这里不光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指该民族正在运动着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卢梭正是通过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走向世界的)。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是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卢梭、拜伦、托尔斯泰、尼采们的队列。可是他们走近人类文明的贡坛时，只有鲁迅两手空空，好像一个误入祝寿宴席的穷人，忏悔般地自言自语：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当他的同胞捧来几本旧书向他打手势时，他终于无限羞愧地流出了眼泪。我也像鲁迅一样流着眼泪，因为我与他一样清楚，作为文化人，他只是一个向中国人传播火种的转运者或日翻译者。中国秦汉以后，每一个文化人都是注释家。近代以来，国粹派仍在摇头晃脑地忙于注释，反传统的人们则都成了翻译家。与别人不同的是，鲁迅在这种比创造更为艰难的翻译中，把自己磨砺成了一个无从翻译的灵魂。西方人永远不会懂得鲁迅，甚至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只需尊崇原作者即创造者。如果要他们把鲁迅迎到卢梭纪念馆或诺贝尔纪念馆中奉为神明，当然不合适。中国人一直怀着这种奢望，久久不肯破灭，只能说明中国人连翻译家的东西都还远远没有读懂，也就是对于自身还完全无知。现在更有许多人叫嚷着责怪诺贝尔的同胞将我们遗忘了，不惜操起为中国人所不习惯的签名活动，举荐东方巨人，甚至恨不得从长城上拆下几块破砖，去换个诺贝尔

桂冠，来为这个文明古国装点门面。这除了无知以外，还多了一点无耻。我还为他们羞耻呢。

不知羞耻的人们啊，我们来反思一下吧。在这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除了被迫贡献了许多白银和死尸以外，其他还贡献过什么呢?鲁迅的贫乏乃是他的民族的贫乏。

对于一个巨人来说，诺贝尔奖能算什么，得上一百回，也不过分。可是，鲁迅在经过了比西方任何文化巨人都艰苦一百倍的奋斗，站到了一个巨大民族的制高点上以后，当他面对这么一项虽然高贵却又平常的文学荣誉时，他竟然只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轻轻地说：我不配。

这是多么残酷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