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过程要求至少有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种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作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很快就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啦？”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者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十八岁的电影

红鸟

清明节又到了，坐在家里，一阵落寞，就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十八岁的电影。

十八岁那年，我在陈城读高中。离开了家，就像脱缰的野马，再也没有了束缚。那时，接触了一帮子小混混，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时不时地打个小架、谈个恋爱，成绩总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日子过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蹲在铁道边抽烟，你一言我一语地胡喷大侃，正巧父亲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当时他戴着大檐帽，车后座带了一壶油。我想坏了，烟在手里也扔不及了。可是父亲在我们身边并没有停留，哗啦一下就过去了。

高一下学期，父亲开始肚子疼痛，头冒冷汗，他舍不得去医院，因为那需要一大笔开销，就自己去药店拿点止疼片吃，日子久了，病情就加重了。他自己偷偷跑到医院，拍个片子，医生一看，纷纷咬耳朵，父亲就知道坏了，他最终还是知道了病情：胃癌晚期。

在市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转到了省医院，每天都是挂吊针、喝中药。有时候我妈陪着，有时候就他自己。我决定逃学去郑州看望他。

到了医院，他正躺在病床上，面黄肌瘦，胡子也好久没有刮了。看到我来了，他很吃惊，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就是想来看看你。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他那天下午精神很好，慢慢地坐了起来，和我聊他以前经历的事情，讲我小时候如何调皮，讲他年轻的时候如何追我母亲，还和我讲如何做人。最后，他让我帮他换上新衣服，他说要带我去看一场电影。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坐在3 排的5 号和6 号，电影开始之前，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愣住了，没有敢接。他说，抽吧。我颤抖着双手接过，却并没有点着。也奇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一直到现在。

那天放的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那人那山那狗》，讲述的是一个老邮差退休后儿子第一天接替自己工作引出来的故事。儿子高考落榜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家后，做了大半辈子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儿子上班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仍不放心，带上长年在其左右的忠实老狗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之旅。

起初，父子两人因为长期隔膜只默默走路，渐渐地，通过与不同村民尤其一个漂亮女孩的接触，两人渐渐打开话匣，对彼此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秀美如画的风景中，儿子慢慢明白了父亲工作的辛苦和意义，也明白了父亲深沉的爱，父亲也渐渐体会到他二十几年来对家庭的亏欠。

影片里最让人动情的场景，应该是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那一段吧。儿子对父亲说，你背我那么多次，现在我长大了，应该我背你了。父亲伏在儿子的背上，一个山一样的男子，就那样湿了眼睛。我承认，我也感动了，眼睛湿润了。

电影散场后，已经很晚了，外面刮起了风，很冷，父亲显得很疲惫。我说，爸爸，我背你走吧。他没有说话，像个小孩子似的伏在了我的身上。我背起父亲慢慢地往医院走，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生怕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父亲的身子已经很瘦削，我感觉好轻，好轻。父亲的双手耷拉在我的耳边，一晃一晃的，是那样的无力。父亲伏在我的背上睡着了，我走得很慢，很慢，好像我背上背的就是整个世界。

在医院待了三天，我要回去了，父亲去送我。在火车站，他站在风里面，目送我上火车，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把从火车站买的小糕点递给了我，示意我路上吃。

一个月后，父亲病重，在医院里去世，享年49 岁。当父亲的遗体运到家里时，我竟然没有了泪水，只是久久地跪在父亲身边。

如今我已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年新生入学，我都要给学生放《那人那山那狗》，学生们看得很认真、很动情，慢慢地就能听到不少学生轻微的啜泣声。我能做的，只有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让我的思绪像风筝一样，离开教室，飞到家乡的大平原，飞到父亲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