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新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半导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的。因此，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①我国科研原创缺失，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至今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这是多方面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②政府好近功。好人喜功是秦始皇以下历代皇朝的一大政治特色。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大辱，使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和政府正派官员，把目力和功夫绝对地置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情状及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差距，激发着国家领导者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情怀和必在若干年内赶超欧美的雄心。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跃进”遗风还依旧难散。强烈的“政绩”观念，又令一些届别和层级的政府．把功夫用在目下的“数字政绩”上。在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好近功对科技进步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或舍不得在基础研究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上下大本钱；另—方面，它也势必要求科技界在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科学技术和学术事业，是长期累积方有创新和突破的事业，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支持强度和足够的支持时间，原创性、突破性的大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③国人官瘾重。学而优则仕，猎官摸金，这在俺中国真可谓“刻骨铭心”。陈独秀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销，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这种陈腐观念和现存“官本位”制度之疾的结合，使得科技人员竞相谋官，能有多少大创造和真学问呢?官有官道，学有学路。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

④梁启超皇皇巨著，是他远离官场潜心著述的结果。梁氏深察旧中国官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懒惰与巧滑”，“很容易堕落”，“现在政界万万不可多与为缘”。劝诫子女们莫做官，只做学问。梁家走出了梁恩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国家级院士，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文化事件，发人深省。

⑤体制积弊多。从科学技术体制看，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弊端有三方面。在立项选题上，“长官意志”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准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极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在□□□□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准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鼓励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独创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

⑥社会缺宽容。科学往往是极少数人推翻所有人的观念才能前进。科学的创新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之过程。投有怀疑、批判、解构精神，没有超常、超凡、超我，超群、超前的卓识和胆略，就不会有原创性、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社会的理性宽容。坚决排斥那种蛮不讲理的所谓“大批判”和政治性的裁决。爱因斯坦认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应努力创议“我不问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坚持自己思想之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宽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