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的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创造了多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包括法律、道德、舆论、宗教等，还有社会习俗。在现代法制国家，法律是根本和基石，依法治国是社会控制的根本方略；除此之外，还有道德。法律制约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提升人们的精神。即便如此，其他各种社会控制形式仍然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早就有“入乡随俗”的说法。《礼记·曲礼上》：“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亦作“入境问俗”“入境问禁”。“入乡随俗”中的“俗”可解为习俗，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认可与遵守的习惯和风俗，是人类生活中最早产生的社会控制形式之一。各个国家、地区、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也就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个体在社会中从小到大、随时随地、一举一动都受到他/她所在社会的习俗的熏陶和影响，并自觉不自觉地遵从它。

习俗既是社会控制的力量，也是社会歧见和纠纷的重要原因。社会中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习俗冲突，或者说由于某些习俗得不到尊重引起的。我们不断听到来自国内和国际对中国游客的议论和批评，除去一些在公共场合吸烟、闯红灯、在公共建筑上刻字留名等批评外，更多的是和入乡不能随俗有关。比如不尊重外国人的语言习惯，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嘈杂，在电梯里隔着陌生人和朋友说话，穿宾馆的拖鞋和睡衣上街等。

习俗虽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在历史和时代的进程中，有些习俗变成陋习，而为人们所抛弃。例如，我国夏、商时代奴隶主有用人（奴隶）殉葬的习俗，以后封建主有用俑殉葬的习俗，而到了近代就连俑殉葬的风气也消失了。社会继承以往习俗，都是以其是否有利于该社会的利益和秩序为标准的，都要考虑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诉求。移风易俗，改造和取缔不符合社会利益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旧习俗，提倡和培养新的优良习俗，既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又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在利用社会习俗控制社会时必须要考虑到的。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既要提倡“入乡随俗”，也要“移风易俗”，这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当然由于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要改变起来，并不容易。“入乡随俗”是要改变自己的习惯，服从他人的习惯，会使当事者不舒服。而“移风易俗”则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或否定一种习俗，时间会更长久，过程也会更艰难。

（摘编自潘允康《社会习俗：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有删改）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歌”在国际气象界 （广为人知/鲜为人知），“二十四节气”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雨水“柳发芽”，惊蛰“动物醒”，春分“燕归来”，白露“燕南去”。二十四节气记录了耕种麦收、种瓜点豆等诸多农事。清明踏青，冬至吃饺子，大雪堆雪人，吃时令菜蔬等行为也伴随着节气的到来而成为一种习惯。

从气候学角度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的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规律，    （凝聚/聚集）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知智慧。它起源于黄河流域，把全年分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等节气，以反映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它反映出中国古代民间对气候的    （朴素/普通）认知。农耕时代中国农民一直依靠“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这种科学认识远播海外各大洲，影响了全世界。

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里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详细地介绍了节气推算的方法和节气的有关内容，论述了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生成，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生活秩序与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过，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二十四节气”的适用性也发生了变化。桃花常常在惊蛰节气到来前就红了；清明节后时常出现气温    （飙升/蹿升），一日入夏；夏天雨日少了，暴雨强降水多了；冬天里冷空气频数小了，寒潮强度变弱了，暖冬成为了新常态。

（取材于2016年12月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白露是九月的头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露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而凝结成的小水球，因色白而称“白露”。

写白露的诗，孟浩然的《初秋》比较直白，诗云：“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再如杜甫这首《白露》诗，也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喜秋风景图：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诗意挺美。

但大多数的诗是借白露之景，寄托和抒写诗人内心情愫的。《诗经·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常为人所吟诵，表现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的情感。

南北朝谢朓的《秋夜》很有名。“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北窗轻幔垂，西户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视阶前湿。谁能长分居，秋尽冬复及。”全诗描述的是思妇怀人，一段浓情蜜意全从平言淡语中倾泻而出。

然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杜甫的那首《月夜忆舍弟》，诗中“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写尽远方游子的满腔思乡之情，尤其是后两句，已然是经典名句了。

（取材于徐廷华《白露》，有删改）

二十四节气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最美呈现，古人通过不断感应、变化、调适和效仿，获得了精准的秩序感。

节气绝不仅仅是利用动植物活动“指示”时间那么简单，也从深层折射出中国人“生活的艺术”，时刻在提醒你置身于“天、地、人、物”共在的环境，用“仰观俯察”的艺术思维，“观物取象”的归纳智慧，建构多情的意象世界。古人“咏物写景”的节气小诗，无不是“以物比兴”的呈现。可以说，中国诗歌始终未曾离开这种“感时”而生的抒情传统，二十四节气是令人心醉的“物语”与“人事”的对答。

然而，它又不只是艺术的，更是哲学的。在本质上，它通往一种实践的哲学。二十四节气既是自成系统的认知体系，又是具体的实践指南。这种宇宙观直接从生产、生活经验中累积提炼，既非抽象演绎，也非理论空想。二十四节气，无疑实现了特殊与普遍、具体和抽象的统一，是中国古人自然观和审美观的完美表达。当西方实用主义标榜“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二十四节气早在千年前就已奠定了生活审美观的基调，将自然气象融入生产，用诗性的智慧赋予农业生活高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艺术性。

可以说，节气是最纯粹的中国化的时空表述，最大程度上彰显了一种中国阐释与中国气派。如:它划分时空的规制模型就遵循了“圆”与“周”的思维，周行不殆，循环往复。对节气的描述也暗合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生发变化”。四时与五行的比附关系，寒暑昼夜背后的阴阳消长，无不映现着《易》的精神内核和道家的“宇宙气化”观念。从而，阅读二十四节气，更是悟“变与不变”的宇宙之道，它无疑是最高的中国智慧。

二十四节气的背后是一个多情的诗性世界，是中国古人体悟宇宙、亲近自然的曼妙智慧。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耕文明离我们渐渐远去，久居城市的人们难免会丧失对土地的情感和对自然的感知，变得神经粗糙，麻木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失落的世界”。

（取材于俞耕耘《品味二十四节气》，有删改）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