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②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巻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当你又试图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你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

③其实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司马光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

④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表，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其实也已经能解答我们之前的疑惑，亦能反驳李光地的评价了。

⑥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其实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所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但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⑦所以，司马光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事。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与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与治道有关的问题，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⑧当然，作为“史学双壁”之一的《资治通鉴》，人们总会将他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较。《史记》文学性之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也正因为这样，宋神宗在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这也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A）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B）笔下的历史。

⑨《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有删改）

①变乱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人民很容易受到变乱的侵扰，而传统中国以农为生的人民，其个别抗拒外患的能力原是很脆弱的。因此，当变乱骤生时，只好逃入筑有城墙的城镇中避难，或群集乡村险峻之地以自卫。城镇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商业、文化的活动中心，更是统治权的象征，权力的必需品，亦即政治与军事中心。因而其选择的地点，也是依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决定的。乡间村聚，平时皇权并不能深入而有效地统治，是绅权的基点．一旦变乱发生，中央统治权威沦丧，地方武力基于自卫的需要而凝聚。其后，在维护地方权益的原则下，具有独立发展的倾向。于是在政治上，遂面临中央与地方势力争衡消长的现象。

②综琨地方自卫武力的历史发展，可以分成二期：宋朝以前中国地方权势较高，此时的地方自卫武力都靠领导者个别领导，各团体间缺乏制度及明确的组织办法可循，而有显著的自发性。因此，自卫武力所能发挥的力量受领导者能力影响很大。宋朝以后，自发性自卫武力固然继续存在，但自宋代实行保甲法后，保甲制度深入民间，成为平时维护地方治安的警戒力量，养成地方互助合作、守望相助的精神，也培养了地方士绅的影响力．一旦外患盗贼骤起，而政府缺乏平乱的实力，或缓不济急时，转而鼓励民间在政府督导下自组武力。民间可以很快地从平时警戒的保甲，转变成战时防御的自卫性团体，而且逐渐地制度化、组织化，南宋时代的忠义巡社和清朝的团练便是其型的例子．这种官督民办的地方武力的逐渐加强与制度化，可以看出政府介入地方的势力连渐加强，正可说明宋以后中央政府权威的增强及地方势力退缩的趋势。

就社会而言，历代地方自卫武力，基本上是地方小康完善之区的民众，当外患侵凌，盗贼横生，以致政治社会举起纷扰不靖之际，为维护生命财产及个人利益，本着互助合作、守望相助的精神，在乡绅的领导下，凝聚团结而发展出从事抗敌御侮的武装团体，对绅权的伸张有助长之势。其所据的防卫据点，多为没有城墙而形势险峻的坞堡与山水寨。除此之外，原为民间拒敌据点的坞堡或山水寨，由于颇能发挥拒敌的效果，后来进一步被历代政府所采借，成为政府边防上的重要据点，当历代外患或内乱兴起时，地方官往往先施行坚壁清野，继之移治于险要的山水寨继续抗敌，这都是仿行民间武力的做法。

——节选自黄宽重《从坞堡到山水寨—一地方自卫武力》，有删改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周国平

①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②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惟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惟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

③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惟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像，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suí bō zhú liú)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做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做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④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huī huò)，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尤其是上司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

⑤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