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是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原故。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全军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制约，而终于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既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又是必然的。可见，一切个人的素质、性格、教养，事件的偶然、巧合，骤变，尽管可以造成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严重影响，远非无足轻重，但如果与这历史必然的途程比较而言，也就相对次要了。从《资政新篇》和改良派“向西方学习”，要求实行近代化以来，一百年过去了。对几代人是如此漫长的苦难历程，在历史却不过是一瞬。然而，为了使曲折的瞬间尽可能缩短一些，则个人或偶然就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必然论所以不是宿命论，客观历史规律所以要与主动创造历史相统一，关键也在这里。历史的偶然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从而通过种种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促使偶然更多地和更充分地体现历史前进的必然，就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学习任务，也应该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首要课题。偶然与必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如同它们也是艺术和生活中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样。

偶然不仅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它的“补充”，也就是说，并非每一偶然都一定是必然的体现。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也应注意各种不同性质的偶然，它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对必然的影响和关系，这样历史才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创造的历史，而不是些呆板的公式和枯燥的规律，也才不是宿命论或自由意志论。但是，思想史和政治史毕竟有所不同，如果说，政治史更多是在大量的事件、人物活动和各种机遇中展现出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偶然，思想史则将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必然。非必然性的许多东西，从人物的生平活动，直到某些不相干的思想、学术，以及思想本身无关宏旨的某些细节的探讨考证，等等，都可以摈除在描写论述之外。黑格尔曾认为，哲学史和政治史相反，在后者中，个人的品格、天赋、气质的特性是行动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中，则完全不是这样，无个人特性可言的思维本身才是历史的创造性的主体。除掉其唯心主义，黑格尔这观点是正确和深刻的。

（选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4月19日，《科技日报》推出新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专栏首篇文章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的落后状况。截至上述演讲之日，这个栏目已经推出29期，对中国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比较全面的报道和分析。这些报道和分析，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强烈超出了预期。

而所谓超出“预期”的效果，却正是在一些常识性问题上产生的。不是吗，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正在苦苦攻关的一些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差距）整整50年。因此，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

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如何相处的思考基点，因而同样也为世界思考如何与中国相处提供了行为预期和思考基点。那些对于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舆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当然，问题更在于，中国正视差距，跟进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目的是什么。核心技术的掌握，有助于壮大国力，而国力的壮大，可为国民的教育、社保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实实在在地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

（摘编自《核心技术固然重要，过好日子更重要》）

材料二：

在我国，高端科研仪器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状：一方面依赖进口，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国产科研仪器在实际推广和应用上难以得到用户信任的局面。而对于国产仪器设备来说，只有用才能改掉缺点，才能赶上世界上最好的仪器。同样的，常用的三种桌面操作系统安全性评估显示国产Linux系统最安全，Win10最差，Win7相对好一点。用户可能不够习惯国产操作系统，但从安全的角度，国产操作系统应该大力推广。

航空领域处处都是“卡脖子”，且已被卡了四五十年。这个领域不仅要有资金，还要有技术积累。事实上，我们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论文科研成果很多，但应用成果转换不多。在产业层面中国以引进为主，消化吸收不足；在评价体系方面，创新在经济中的贡献导向不足。

（摘编自《面对核心技术难题，中国科技如何赢得未来？》）

材料三：

“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科技正处在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只是在某些领城冒了头，有了一些突破。完全实现突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比如人工智能，现在聚焦的是应用，以机器代替人。有的公司就买一个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外国公司，希望花钱抱个“金娃娃”回来，而对于人工智能中关键的芯片设计、算法等研究却很少。因为企业从成本考虑，觉得划不来。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现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是做出了什么东西、产值有多少、利润增加多少，不出产值、不出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单位不大愿意投入，领导也不会特别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对国家的责任感。”徐匡迪说，“科技工作者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投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去，不计名，不计利，真正为国家振兴做出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摘编自《（突破核心技术还需砥砺前行》）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物”，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隶属自然的本性规定了人如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这是人存在的客观方面、物质方面。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人的活动总是灌注着一种内在的渴望、憧憬，即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从自在的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这是人的存在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在、共存，人才能成为有生命创造的人。梁漱溟的“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的议题，同样也暗含着对人的两重性存在的肯定。“形为心役”，一方面肯定了“心”这种精神内驱力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形”与“心”、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正是因为两重生命的共在，人才能在生产自身、满足肉体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人独有的身心不二、体魂合一的存在方式。

但进一步看，人的两重化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赫舍尔直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人所固有的。”面对现代人的沉溺于物欲，皮兰德洛的“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以反问句式和更强烈的指向，说明了精神生命、意义生命是人的生命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述共同表明，能将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的存在的容观方面、物质方面，而是人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其中，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独有的内容。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对意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最高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是人独有的最高之境，也是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它使人立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受制于肉体生命而又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成为一种超越之物，一种“超自然的自然体”、“超生命的生命体”。

总之，人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向往的物质存在和在自然界中的精神存在。

（摘编自李丽《文化困境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