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庸之道”

余秋雨

关于“中庸之道”，该怎么理解呢？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

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实际上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级形态就是追求危言耸听的“痛快”，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可踩踏的地方越逼越小。我见过“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某些族群分裂主义首领，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他们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起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

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天下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并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走向光明。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忍不住要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节选自《中华文化七十讲》，有删改）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城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

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①如今已经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看看我们的“街道”，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路边，“贵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豪华”、“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而我们的学界，也早已不是那种“打倒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的时代。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为美德象征的今天，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自然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甚至乡儒新修《村志》，也不忘标明此村系出贵胄，“实属世家大族，殊感光荣”（见某县新出之《上柏石村志》、《南湖村志》等）。

②然而，在如今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几个真正的贵族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不够富裕，尚未到炫富的夸贵之时——尽管这是大实话。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

③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_____________________，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④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shè jì）之福，兆民之庆。

⑤古今中外，但凡尚有活力的社会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身贵胄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痛斥传统的虚无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珍爱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主张虽殊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 ）（ ）如一，出身类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气更似。在我国，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为共和民主奋斗、民国时出身富贵之门而投身工农革命者，更是史不绝书。这些先贤，无论其“主义”如何，都已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

⑥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以新贵自居，自诩高人一等而耻与齐民为伍，其主张却只以既得利益为转移：贫寒时便“激进”，一富贵即“保守”；当“知识分子”，便一味抱怨“脑体倒挂”（本文并非为“倒挂”辩护），当城里人，便只知阻止农民进城；被人整时呼天抢地，而整人之时声色俱厉；有道是买者但怨价昂而卖者只嫌价低，股市里暴赚一笔，便欢呼改革形势一片大好，一旦被套，又发现旧体制不应全盘否定……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精神贵族”，自以为高贵，实际却很浅薄。

⑦当然，对此应以平常心宽容视之。浅薄不是罪过，从既得利益出发也属人之常情，要求人人具有贵族精神更无异于重演“道德净化”的历史悲剧。但是，不是贵族并不可耻，假充贵族却至少有些可笑。这不禁令人想起那自以为与赵太爷同宗的阿Q。而阿Q“革命”成功之后会怎样？那恐怕就不仅可笑而已了。一个正常社会里阿Q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正常的社会里不能只有阿Q，尤其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总会是利益格局调整的时代，是最需要公正的时代。即使不谈什么“人文精神”的大道理，仅从社会运作功能来说，一个只有被窃者才反对盗窃的社会必然是盗窃横行的乱世。□□。

⑧当然，贵族精神不等于贵族制度——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可恶的过时制度，但在中外历史上，最早抨击贵族（应当说是寡头）制度的那些时代先觉者往往不正是贵族阶层中人吗？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倒是实现消灭贵族（寡头）制度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