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伪善”

陈家琪

①知道恶而为恶，或故意为恶，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伪善”。真正的“伪善”，就是把出于自己主观意图的行为理解为对恶的铲除或消灭，认为只要出于主观意图，即动机上善的意图的行为，就一定是善的。所以重要的只是动机上的善。

②我们选两个古今中西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言论来分析一下：

③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⑤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⑥主观意志可以成为行为的客观性法则。

⑦前面是孔子的，后面是康德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个“己”字，都只在强调人的主观意愿的纯正，使一切行为本身从一开始就“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于义务”。“做买卖童叟无欺”，要“出于义务”，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合于义务”。其实，对人性、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让我们确信要求“合于义务”要远好于对“出于义务”的要求。或者说，赚钱是对的，但要有制度和规则，使那些在行为上总是“合于规则”的人总能赚到钱，越“合规则”就越发财，而违反规则就一定让你人财两空。客观化的规则越强硬，越普遍，就越好。当然，规则总是人“出于义务”而制定的，一旦制定出来，就不管你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了，只管行为本身是否“合于规则”。做买卖你“童叟无欺”是不是出于义务，没有人管你；但时间长了，因为越合于规则就越能赚钱，“合于义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于义务”。这就说明重要的是行为本身要合于规则，而这套规则又出于义务，慢慢就变成了对每个人而言的“出于义务”的习惯。

⑧ “伪善”就是只强调从行为动机上要求人，然后相信只要动机上纯正了，行为本身也就一定是善的。最纯正的行为动机就一定是不妥协地与一切“不出于义务”的行为做斗争。

⑨黑格尔由此概括出“伪善”的四个形式化规定：

⑩第一，意图上的善决定一切，于是所有行为——批斗老师，烧书，砸烂旧世界，就都是对的，这叫从动机上把自己的恶解释为善。

⑪第二，用外在的原因解释别人的动机，于是既可以把别人的善行解释成恶行，也可以把对方的恶行解释为善行；出身、历史、经历、看了什么书、听了谁的话等等都可以成为解释的理由。

⑫第三，盖然论。到底什么样的动机是善、是恶，是出于义务，最后只有靠权威的认定；于是有多少权威，也就有了多少必须“出于义务”的行为动机；权威也就是统治者的意志，大家无形中养成了“听话”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作风，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代替了概念与逻辑上的论述。

⑬第四，善与恶的界限终于消失了，人们各自选择自己的行为，然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无数的人由“坏人”变成好人，又有无数身居高位的“好人”变成了坏人，如此反复，终于使善恶不再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剩下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与选择。大家也就只习惯于从道德上（也就是从动机上）对诸如三聚氰胺、毒疫苗之类的事进行谴责，而这些谴责既无效也无力，因为你只会把问题归结为道德、动机、良知、信念等主观因素，而所有应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善恶之别，只能等待着权力意志的任性解释。

⑭现代世界从一个崇尚圣人、君子、英雄、德行、高尚、充满诗意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法律与伦理世界客观化，人们只知做一个守法公民，过平庸、琐碎、乏味生活的时代。在这变化中，沉湎于或自恋于个人内在的道德情感是一回事，如何让这种道德情感通过法规而具有了特殊性的规定性，从而寻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安宁与闲暇，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们这代人，五十年前，“文革”开始时，从内心到外在过的都是一种英雄、道德、崇高、让信念充满诗意的生活，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种种灾难，包括那么多人的死亡与对文物古迹的极其彻底的、可怕的破坏一无所感或毫不在意。五十年后的年轻人呢？他们可知道五十年前所发生过的一切？他们可从理论上对道德与政治、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做过思索？作为一个在高校中已经工作了超过三十五年的老教授，听到对社会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天良丧尽之类的道德谴责时，怎能不忧心忡忡，并在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中不断遭遇着“伪善”的磨难？

人每天每时都在思索，这不是什么技术性和深奥的事，但也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一功能必须是与智力相协调，每一次都不能有思维混乱。这是一种推理的过程，是在判断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间接地得出信念，正因为如此，这可能做对了，也可能做错，所以需要谨慎小心，需要锻炼。它愈是重要，出了错的危害也就愈大。

比穆勒更早的一位学者约翰·洛克（1632-1704）阐述过思维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和训练思维的必要性，以便通过思维得到尽量好的效果和防止最坏的结果。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以该观点作为行动的理由；不论他运用何种手段，他都是以自己这一有充分根据或并无充分依据的见解作为引导，按照这一正确或错误见解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神殿教堂都有它们的神圣偶像，我们都看到有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实际上，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观念和偶像都是始终指导他们行动的无形力量，他们都普遍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一指导。因此，极其重要的是要非常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正确运用自己的认识以探求知识和判断实际效果。”既然一切有意实施的活动以及我们种种力量的运用都有赖于思维，洛克强调非常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极其重要”，就是恰如其分的。思维的力量能让我们摆脱对于本能、欲望和因循守旧的屈从，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出错失误。它使我们高于禽兽，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干出禽兽由于其本能限制而干不出的蠢事。

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会出现一些需要调节推理思维活动的情形。生活中许多时候都必须遵从基本的和持续的规矩，它是任何巧计都代替不了的。被火烫过的孩子怕火，给他讲，火能供热的多少大道理，都不如让他理顺自己的思路。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也要求在合理思维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正确的推理才会见效。正确的思维有益于生活，至少可以使生活避免相当多的烦恼。敌情险情、安全保障、饮食调理或重要社会交往的种种征兆迹象，都需要得到正确的辨认。

然而思维能力的这种训练虽然在一定限度内能见效，却不能让我们不受限制到处畅行无阻。在一个方向上得出合乎逻辑的见解，并不能保证不会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过头而得出错误结论。野蛮人中间的狩猎专家很擅长发现野兽的行踪和位置，但谈起野兽习性的和构造时却可能鬼话连篇。对于生活的安全和繁荣，没有直接可见的障碍来阻止人们思索推理，但也没有天然的阻力来防止人们得出错误的信念。有时很少一点事实明亮显眼，人们就将它们作为依据而下了结论；而有时事实有一大堆却引不出适当的结论，只是因为它们有悖于现有习俗而不受欢迎。还有一种倾向是所谓的“原始的轻信”，分辨不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合情合理的结论。一见云里雾里有引人注目的脸面，就信以为真。天然的智力阻挡不了谬误的传播；虽然阅历不浅但思维不正确，就仍然会积累许多错误的信念。错误与错误可能互为印证而交织成越来越大、越顽固的一套谬论。梦、星相、手掌纹路都用来占卜吉凶，纸牌的跌落被认为一定是预兆，而自然界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态却遭忽视。各式各样的占卜迷信如今仅见于一些阴暗的角落，但从前却是普遍流行的。人们用了很多很多的科学事实才驳倒了它们。

（节选自约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