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凤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达经验的人——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回眸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我们的批评始终停滞在对作家、作品进行鉴赏的层面。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批评家的理论基础和人文修养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批评与评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前者是融形上与形下为一炉的哲思，而后者却只是一种文法阐释和欣赏活动。也就是说，当“批评”上升到“判断”(即“批判”)的层面时，其批判精神就起着主导作用了。这就是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带有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式的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当然可以赞颂，西塞罗就声称“文学称赞是对德行的最高奖赏”。但它只能是批评观念与方法的一种。六十多年来，我们给作家的待遇让全世界羡慕和瞩目，它在体制层面上就规定了作家和艺术家享有至高的荣誉和权力。在这一体制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歌德派”才能获取更大利益。这种精神萎缩同时传导给文艺评论界，使其失去了批判的立场。

在中国的文艺界，一个更加温和的批评术语——评论——开始频繁出现。这三十年来，“评论”甚至已经基本替代了哲学层面的“批评”。于是，文艺界充斥着对一切作品的褒扬。这种风气一俟遇到适合的生存环境，便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严重危害文艺批评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以降，由于消费文化的侵入，阿谀奉承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捧杀了作家，捧杀了作品，最终捧杀了中国的文学艺术。“评论”失去了“批评”的锋芒，毫无批判精神可言，跪倒在拜金主义的裙下。没有非难、没有指责、没有吹毛求疵，文艺就没有危机感。当文艺批评成为作家、作品的吹鼓手和抬轿夫，成为金钱的奴仆，死亡的就不仅仅是批评本身，它与文艺作品一起走进了坟墓。

如今中国的批评恐怕更缺乏的是那种对自己同党、同派、同宗、同门、同志、同仁的批评。“党同伐异”易，“挞伐同党”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圈子”文艺也是阻碍正常的文艺批评的重要因素之一。殊不知，文艺批评的本质与精魂就在于它永远忠实于对思想和艺术的独特阐释，它的天平永远倾斜在艺术的真理一端，而不受任何亲情和友情的干扰。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批评家们纷纷抹去了观念的棱角和思想的锋芒，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批评风骨。其实，批评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如果没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做导向，没有犀利和独到的批判精神做基础，文艺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当20世纪90年代人们都在高声呼吁“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恰恰丢失了人文学科的灵魂。这是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寻觅那条人文学科的“黄金通道”——在没有批判的年代里寻找批判的武器。

（选文有删改）

野草的呼吸

迟子建

①去年三月，雪花还未从北方收脚，寒流仍环绕冰城、不识相地穿街走巷时，盼春心切的我，一头扎进哈尔滨城郊的室内花卉市场，在姹紫嫣红的花中，选购了几盆色彩艳丽的四季海棠，抱回家中。

②这一簇簇的海棠花儿，在窗前，在桌畔，就像迎春的爆竹，等待点燃。而悄无声息燃响它们的，就是阳光了。在最初的一周，它们在日光中心思透明地大炫姿容，开得火爆。粉色的比朝霞还要明媚，鹅黄的娇嫩得赛过柳芽，橘色的仿佛通身流着蜜，火红的透着葡萄酒般的醇香，让人有啜饮的欲望。

③居室春意盈盈，叫人愉悦。每日晨起，我都做早课似的，先赏花儿。我喝一杯凉白开，也给它们灌上一点生水。也许是浇水频繁的缘故吧，十多天后，我发现粉色的四季海棠首先烂了根，花儿做了噩梦似的，花瓣边缘浮现出黑边，像是生了黑眼圈。鹅黄的四季海棠叶片萎靡，花朵也蔫了。我以为它们缺乏营养，于是又浇花卉营养液。可不管我怎样挽留，四季海棠去意已定，没有一盆不烂根的了，花茎接二连三倒伏，那一团团花朵，自绝于青春似的，香销玉殒。我只得清理了残花败叶，沮丧地将花盆摞起，扔在阳台一角。

④时隔多日，暮春时分，一个午后，我去阳台晒衣服，无意间低头，发现这摞花盆的最上一盆，有银线似的东西在闪光。我凑近一看，原来是一棵细若游丝的草，从干硬的土里飞出来了!它已生长了一段时日了吧，有半根筷子长了。因为是在板结如水泥般的土里顽强钻出来的，缺光少水，它看上去病恹恹的，单细不说，草色也极为黯淡。

⑤我想一棵草再折腾，也开不出花儿来，所以感慨一番，浇了点水，算是善待了它，由它去了。

⑥那期间我忙于装修新居，忙于外出开会，在家时虽也去阳台舀米取面，晾衣晒被，但哪会顾及一棵草的命运呢。它就在无人的角落中，挣扎着活。直到七月下旬我参加香港书展归来，打扫阳台时，才发现它已成了气候。盆中的野草不是一棵，而是七八棵了，它们相互搀扶着，努力向上，疏朗有致，绿意荡漾。这盆不屈不挠成长的野草，终于打动了我，我把它搬到卧室的南窗前，当花儿养起来。

⑦有了阳光的照拂，有了水的滋养，野草出落得比春花还要漂亮。它们像一把插在笔筒的鹅毛笔，期待我书写着什么。有时我会朝它吹上一口气，看野草风情万种地起舞，将穿窗而入的阳光，也搅得乱了阵脚，窗前光影缭乱。还有时我会含上一口清水，“噗——”的一声，将清水喷射到野草上，看它仿佛沐浴着朝露的模样。我就这样与野草共呼吸，直到哈尔滨的菊花，在浓霜中耷拉下脑袋，所有户外的花儿，在冷风中折翼，我居室的野草，依然自由舒展着婀娜的腰肢。它仿佛知道我嫌它不能开花似的，居然长出花茎，开出几株穗状的米粒似的花儿，如一面面耀眼的小旗子，宣示着它的春天。

⑧这盆欣欣向荣的野草，直到年底，才呈颓势。先是开花的草茎，变得干瘪，落下草籽。跟着是花盆外缘的野草，朝圣般地匍匐下身子。到了春节，野草大都枯黄，只有中央新生的草，仍是绿的。它就这样一边枯萎一边生新芽，所以直到如今，这盆野草，依然活着。

⑨当一个人的呼吸，与野草的呼吸融合在一起时，在风刀霜剑的背后，在凉薄而喧嚣的世间，宁静与超然，安详与平和，善与慈，爱与美，就会在不老的四季中，缠绕在你的枝头，与你同在。

⑩我从事文学写作三十余年了，小说应该是我创作的主业，因为在虚构的世界中，更容易实践我的文学理想。但我也热爱散文，常常会在情不自禁时，投入它的怀抱。它就像一池碧水，洗濯着尘世的我。这些不经意间写就的散文，就像我居室的那盆野草，在小天地中，率性地生长，不拘时令，生机缭绕，带给我无限的感动和遐想。我愿将这样的野草，捧给亲爱的读者。

（有删改）

纵观中国传统品牌的命名，大多以激发文化中善意美好的内涵为基础，兼顾汉语平上去入的韵律感知，增加品牌传播的能力。在选字用词时，老字号品牌多选用“福、庆、德、泰”等中国人认知中与吉祥喜庆相关的字词，如“全聚德”“隆庆祥”“瑞蚨祥”“盛锡福”等，这就很容易激活汉语母语者对品牌产生积极的联想，增加认同性。另一方面，传统品牌塑造过程也重视语言所代表的意象的产生。如“同仁堂”中，“同仁”源于《易经》，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丰泽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丰富而味道润泽的情景。老字号品牌将自身的产品与美妙的意象联系起来，无形中影响了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的潜意识。同时，传统品牌名称在发音上多为三音节，在音节上，既凸显于平淡的双音节词，又不会像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词那样增加记忆负担。而第三个音节的声调多为阴平（一声）和阳平（二声），这就使得这个音节音响效果出色，朗朗上口且易于汉语语言使用者记忆。传统中华文化的自信通过老字号的汉字、意象、韵律得到多方面表达。

作为美式快餐代表的“麦当劳”（Mcdonald's），进入中国后，作为外来词，“麦当劳”采取的是直接音译的造词方式，即将英语中的发音与汉语中最相近的汉字读音对照起来，但这很难使人直接从语言形式中把它的意义推断出来。“麦当劳”代表的意义已突破了作为一种食品的基本词汇内涵，而成为美国快餐，乃至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随着20世纪美国文化的强势蔓延，麦当劳文化席卷全球。音译词这样的造词方式，本身是两类相异文化的一种无缝对接。但由于不同文化背后的实力之差，这种音译词曾一度成为“时尚”的代表。2017年10月12日，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其各地分公司也将陆续更名。据介绍，此次名称的变化也体现了企业进一步中国本土化的需求。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洋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放弃了以前直接音译的命名方式，更多的选择利用汉语的语言文字之美、向中国文化靠拢的做法来为自己的品牌命名，以达到迎合中国消费者的效果。如全球著名的民宿网站Airbnb将自己的中文名定为“爱彼迎”，此名可使中国人明显感受到该品牌内涵中浓烈的“彼此相迎之意”；瑞典享誉全球的家居品牌IKEA译名为“宜家”，这一译名取自《诗经》“之子于归，宜室宜家”，使熟悉中国文化的消费者非常容易与舒服适宜的家居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共鸣；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旅游点评网站TripAdvisor将其译名定为“猫途鹰”，通过汉语中同一语音的汉字变体而创造出的一音双关的汉语名字，不仅让该网站猫头鹰的标识深入人心，还能自动激发中国人头脑中与旅途和行程相关的合理联想。

（节选自翟甜《品牌命名的语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