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就在上一个千年之交的北宋，中国社会的经济交易中已经大量使用纸张印刷的货币——“交子”。交子作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最初是由四川商人联合发行的，基本上只在四川境内流通，因为可以随时兑付，迅速得到社会承认。后来，虽然这些“钱商”破产了，但是“钱”的便利却没有破产，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却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

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货币的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还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后来只是因为纸币信用太差，禁止铜金银实际上行不通，朝廷才被迫解除禁令。不可兑换的纸币，其信用受发行量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宝钞滥发，急剧贬值，自宋朝开始的这种前现代形式的纸币流通，在明代就逐渐退出经济活动。

曾经在忽必烈宫廷供职的马可·波罗这样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奇事”：“大汗国商人所至之处，用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竟与纯金无别。”一个“竟”字，让我们知道中国的纸币对于当时外国的上智人士仍然是未曾想象过的事情。纸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钱”的世界如何运转，虽然现在是电子货币登场，纸币的社会角色仍然不容忽视。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最近一千年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围绕着那张又轻又薄的“纸”展开的。

人们对“钱”的追求，开通了全球交往。以西方历史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代表，西班牙发现美洲和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后来则有“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把“米”字旗插到世界各地的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是追逐着“钱”而走遍世界。

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欧洲国家是货品的净输入国。中国和中东国家都很少从欧洲进口商品，这样，欧洲国家就需要支付金、银等“硬通货”。中东国家要求黄金，这促使欧洲人从非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黄金，用于中东贸易；中国要求白银，这促使欧洲人到美洲等地掠夺和开采银子，与此相应的是始于18世纪的欧洲人地理发现的“白银时代”。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所以货币都可以折合成“银两”，一直到民国初年。 

（摘编自王则柯《钱》）

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君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应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言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诗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①词又称“  甲  ”或“  乙  ”，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 丙  ”的别名，则强调词的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城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②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填词须有词牌，据清人所編《词谱》统计，传世词牌有826调，算上变体就有2306种之多。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情感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③两宋城市中可容纳百戏伎艺的众多“瓦子”的出现，使士林文化与市井文化有了碰撞交融的机会。北宋柳永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馆之中，与下层市井细民接触频繁，他的词不同于与他大约同时的晏殊与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就因为柳词明显带有两种文化互融的痕迹。柳永作品中的一些较为俚俗的词作，市井味道就相当浓厚。因而也得到当时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从而有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的普及。作为词的变革者，柳永扩充了词的体制，创作出大量慢词，并广泛汲取民间艺术精髓，从而起到奠基宋词发展的巨大作用。柳永因擅长市井风情的描摹，曾受到上层正统文人的排斥，其《定风波》一词因有“针线闲拈伴伊坐”一句而遭晏殊的白眼（见宋张舜民《画墁录》）。然而这并不能阻碍住词的发展道路，正是因为有市井文化的依托，宋词才有了堂而皇之地走进祖国神圣艺术殿堂的可能。

④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如下一段趣谈：

⑤东坡在玉堂，有一幕士善识，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⑥如果将这一段妙语仅视为对词的__________、__________两种风格的概括，未免偏狭；其实幕士之语在辨识二人作品风格的同时，也暗示出具有市井文化蕴涵的词更适于演唱接受的特点。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姜夔《过垂虹》），将词演唱的受众仅局限于自我或狭窄的文人圈内，加强了词的文学效果，也体现出士林与市井两种文化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南宋是宋词艺术完全成熟的时代，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对词的艺术表现皆作过不懈的追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众多作品。他们的词是属于士林文化品格的，而艺术的成熟也限制了词这一文体向前进一步发展，恰如七十年前胡适所总结出的“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皆出自民间，文人学到手之后，使之艺术性加强，却又剥丧了其间的生气，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告完结（见《词选自序》）。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当词在宋以后的继承中完全走向案头，而其市井文化品格为元之曲、明之《打枣竿》、《挂枝儿》所取代时，它就丧失了其两栖的文学艺术特点，而成为纯文学的作品。就大多数作品而言，文化品格的单调是元明清词难以与宋词媲美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探讨宋词的文化品格，是我们理解宋词的一把钥匙。

（选自启功《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自觉即对文化的理性反思为前提和基础的。文化自觉是指一定文化主体的一种理性的“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它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对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自身文化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所处的“实际序位”和“发展态势”等问题进行理性审视和深刻反思，从而对自身文化的优劣长短、国际影响力及其限度形成自知之明。

②文化自觉建基于对文化的理性反思，核心也在于反思。文化反思与形成文化主体性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二者又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完全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般而言，文化反思总是需要有“他者”的存在作为一种比较的基础，一种合理的刺激。在历史上，总是由于文化交流，一种陌生文化的出现，相互之间出现碰撞，才会引起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关注和反思的。

③文化反思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对文化实有情况的认知，包括一定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各种文化形式及其地区分布情况，“他者”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的情况，各种性质文化对人们思想产生的实际影响等，这是基础性的。一是对各种文化的作用、意义进行的评价，尤其是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政治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作用的评价。

④文化反思的内容主要存在三个维度：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关于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这个维度是一种对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待层面的观照；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对本民族文化以及他者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性质的分析比较，这个维度属于一种超越性的透视。

⑤文化反思有着深浅的层次差别，也有一个从浅到深的层次递进过程。近代以来，通常那些经济军事强大的民族国家会表现出一种文化强国心态，在文化输出方面也出现“巨大贸易顺差”；相反，经济军事落后民族的许多人则容易出现文化自卑心态，唯有以前者的标准为标准，以获得前者的认可为傲视同侪的资本。所谓“挟洋自重”，此之谓也。这两种态度里并非没有文化反思的因素，问题出在这种反思很粗浅，所以也就容易在自傲和自卑之间摇来摆去。文化反思的层次递进，就是将人们对文化的反思以及形成的自做或自卑的态度，及这种态度对于文化发展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作用，同时都纳入进一步反思审视的范围，在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客观地分析本民族文化的优长劣短，清楚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还缺什么，我们经过努力能获得什么。

⑥总之，只有建立在扎实的理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自觉，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只有建立在理性的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是具有持久生命力和价值前景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董朝霞《文化自信须以文化自觉为基础》2018年7月1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