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魏家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狗眼

聂鑫森

季兴决定今晚去叩访曹真。

临出门时，老婆对他说：“你提点什么东西去吧，几年没上曹真家了。”季兴说：“俗！我们是大学的同学，而且玩得挺铁，提着东西去像什么？”老婆讥讽地说：“我听说他家那条哈巴狗，见了送东西的人就格外亲热。”

“胡扯！”

季兴就这样潇潇洒洒地出了门，然后走在社区铺满灯影和树影的大道上。十年前，在大学念中文系时，他们住在同一间宿舍，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毕业后，一起分到市里惟一的一家党报工作。干到第五个年头，跑党政报道的曹真，突然调到市税务局去任办公室主任，很快就当上了副局长，副处级待遇。而季兴呢，还只是报社新闻部的主任，但他不后悔，他喜欢新闻这个行当。

季兴和曹真几年前都先后搬到了这个社区，偶尔在路上碰到了，寒暄几句，就匆匆而别。曹真永远是一副忙忙碌碌不容人打扰的模样，而季兴则全身透出一股清高自居的劲儿。当然彼此都知道对方家里的电话和手机的号码，彼此也会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时候闲了，我来拜访你”之类的客套话。今晚季兴要去曹真家，目的不是要去叙旧，而是有一件事要当面通报一声，要不老同学的面上说不过去。

季兴所主持的新闻部，底下有一个“内参”小组，早几天写了一篇《长兴街税务所白吃白要成何体统》的批评性稿件，作为不公开发表的“内参”已分送给市委各个常委。季兴今晚揣着这个用信封装好的影印件，就是想拿给曹真看一看，也让他知道某些部下的劣迹，赶快进行严肃的治理。

季兴在二十分钟后，按响了住在八栋中门二楼曹真家的门铃。

门徐徐打开，胖胖的曹真大声说：“快进来，快进来。”

紧接着一只浑身洁白的哈巴狗蹿了过来，并张着嘴亲热地叫了两声，然后立了起来，两只前脚在空中摆动了几下，分明是表示欢迎的意思。

季兴暗笑老婆的无稽之谈：我手上什么东西也没带，这狗照样对人亲热！

曹真让季兴在大客厅正中的真皮沙发上坐下，沏上一杯“特级龙井”茶，递过一枝“大中华”香烟。

季兴问：“嫂夫人和孩子呢？”

“她爸住院了。她领着孩子去看看。”

那只狗此刻安静地伏在季兴的脚边，狗的身上分明飘逸出香水的味儿，季兴忍不住用手去抚抚它柔细的毛。

季兴说：“这是一条挺可爱的狗。”

曹真笑了，然后问道：“怎么今儿来看我了？”

“想念老同学呗。”

假话，假话。这么多日子不想，今晚想了？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管说。”

“没有事找你帮忙就不能来看看你？当官的思维就和我们不一样。”

曹真似乎有些遗憾，嘴角扯了扯，又扯出一脸的笑，说：“季兴，你来了，我倒有事要找你帮忙哩。”

“行，你说。”

“长兴街税务所是我‘蹲’的一个‘点’，税收任务完成得好，作风也正派，你能不能派几个记者，搞出一个典型报道，当然，你大驾光临更好，我来亲自接待怎么样？”

季兴说：“我回去向总编汇报一下，好不好？”

“行。”

季兴本想立即把那个“内参”影印件拿出来，但又忍住了。他心里想，是曹真高高在上，根本就没下到长兴街税务所去呢，还是下去了，却对那些歪风邪气姑息纵容？要么就是自个儿有所染了。季兴真的没有想到长兴街税务所是曹真的“点”，原以为他不过是个副手，这事与他没有直接的联系，现在看起来，他真是个当事人了。如果猛地一下把影印件抛出来，会大扫曹真的面子，弄得双方都很尴尬。

季兴此刻极想换一个轻松的话题，比如谈一谈大学的生活，谈一谈孩子什么，曹真的手机却响了。

“我是曹真。啊，半个小时后来我家，谈点工作上的事？好吧，我等着。”

季兴松了一口气，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辞了。于是他站起来，说：“曹真，以后我再登门拜访，好吗？”

“好。真是对不起。这些人也是，非得上家里来谈工作。”

季兴走向门边。那只狗突然蹿过来，一口咬住了季兴的裤管，咬得紧紧的。

季兴一下子愣住了。

曹真的脸变得通红，说：“宝宝，让客人走，听话。”狗就是咬住不松。

季兴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着影印件的信封，说：“曹真，忘记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这是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了。”

哎，老同学，还这么客气。”

狗松开了咬住的裤管。这狗眼倒是挺亮，这样的场景它定是见得多了，可它不知道那信封里装的只是一份稿件！

季兴逃也似的离开了曹真的家。

（微型小说选刊》2015 年第 3 期）

今天，后现代写作的叙事实验越来越难以走出小众化的怪圈，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声音不时响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那么，中国小说到底有哪些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西方小说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例如明清小说中的 “四季结构”，或者说“季节的转换”。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如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可以说，“四季”的结构方式是中国小说对小说结构的独特贡献，深具启发意义。而 “四季”之类的结构方式又衍生出在讲故事之外的“非叙事性”，常常描写“无事之事”。再加上大量抒情诗的运用，构成了与西方小说传统的标准大异其趣的景观。

另外，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甚至用来表现故事，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胡适赞美《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认为它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其中，“语言的传神”是胡适认定这部作品为杰作的重要依据。

当然，小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小说传统也在不断创新和转化。老舍、张爱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融合中国小说传统与西方叙事经验的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部分。传统需要更新、生长与创造，传统正是在与创新错综复杂、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时，才得以延续的。正如老舍所说，“旧文化的不死，全仗着新文化的输入”。

中国小说传统，应该得到不断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唯有继承发扬自身的传统，才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优秀小说作品。正如昆德拉所说的，“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

摘编自《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