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江南古镇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人们提到江南，已不再仅仅是最初的地理范畴，“江南”更多成为一种虚化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寄托，呈现的是自古至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性和文化引领，是江南古镇发展的第一要义。

江南古镇的物质文化元素，最突出的就是水。“亲水和泽”是江南古镇的地域生态，正所谓“上善若水”，主动融合、浸润、和谐是水的基本特质。于是，“和”成了江南最核心的文化要素，也成就了江南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如今的江南水乡古镇已不再是“古老”的代名词。近年来，江南古镇通过举办各种节庆活动、会展论坛、体育赛事等，致力打造多元文化聚集地，成为文化创新的新磁场。随着越来越多文艺的、国际的、互动的展览和节庆的植入，愈加多元的审美观、价值观在这里碰撞交融，江南文化正被绵绵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原有的本土文化之外，一系列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融合现代灯光舞美及西方文化艺术形式的文化项目，在古镇不断上演。周庄“江南人家”水剧场，朱家角实景版昆曲《牡丹亭》叫好又叫座。江南文化正是在这样接续不断汲取新鲜血液的基础上，保持着不竭活力。

江南古镇为什么会令人向往？关键在于，它的人文与生活，它那与时俱进的古老中又带着烟火味的、宁静的江南水乡古镇生活方式。之所以能汇聚多元文化，就在于江南古镇千百年来所凝聚的文化力。自东晋至宋以来，江南水乡逐渐从一个地理名词转变为蕴含美丽、文气与富庶的审美概念。正是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力，江南文化才能做到不失其根，又以自身文化涵养外来文化，以自我文化包容多元文化，在汲取传统之上融合创新，在兼容并蓄上创造流行，打造经典。

集聚多元文化是第一步，扩建文化空间，承载多种文化更为重要。这里的文化空间并不囿于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而是广义的概念。江南古镇，抑或是其它古镇的文化空间，一定是鲜活的、有着特定色彩的文化由秉持趋同价值判断的人在一定场域内交错上演的立体形态。这里的人既有原住民，也有饱含感情的文化回归者，也可能是带着文化创意的外来者；这里发生的文化有着“这里”而非“那里”的鲜明的特色，即便是外来文化，最终的呈现形态也与原生文化有着强烈的内在逻辑和关联，是一种交融后的模样。江南古镇在文化空间扩展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比如乌镇，以乌镇大剧院为核心的文化表演空间群体和以国际戏剧节为依托的戏剧孵化基地；朱家角也通过文化空间扩展和文化坐标树立，从“商业行动期”步入“文化感动期”。而代表传统江南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与当代艺术互相激荡，在特定的空间下，正在酝酿创造一种新的江南文化类型。

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只有空间才可以让流动的文化停下脚步，结根于兹，慢慢繁华。这是每一种文化生长的先决条件，而多种文化空间的扩展也恰是大气、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的最好体现。

（摘编自李亚娟的《新时期江南古镇的文化创新实践》）

在知识的探求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这些思想和欲望至少有一部分同广泛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只同个人的直接有关的事情相连。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将会按照对社会有益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然而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却忽视了对人的理想训练如同技术训练一样必要。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很多残忍野蛮的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例如小学生中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穿着特别的人。很多妇女（不少男人也一样）背后说长道短，使人痛苦。西班牙人喜欢斗牛，英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突以更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杀害和俄国对富农的残杀上面。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上未经开化的人还是较少发生此种情况的。在学校里行凶斗殴的人很少是学习上能达到中等水平的人。当发生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时，其主谋几乎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这并不是因为心灵的文化教养能激起积极的人性感情，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的，这是因为他除了虐待别人之外没有其他兴趣，除了支配他人的主张之外没有其他自尊的。最为人们普遍欲求的事情就是权力和称赞。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靠着粗暴的方式来达到这两者，其中包括通过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给人提供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值得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方式。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它能提高心灵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其行动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而且有的行动也难做到从智谋上加以考虑。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以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弗勒斯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认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成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这话似的。哈姆雷特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有思想而无行动的严肃的告诫者，然而却没有人会认为奥赛罗是一个有行动而无思想的告诫者。像柏格森这些教授，以某种势利眼看人，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多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对我说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而失去平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分争权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沉着、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幽禁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透过宽广而又较少烦闷的明亮之窗，生命之中的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有忍耐力。

（罗素《无用的知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