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

西方对中国三大偏见不攻自破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5月19日文章）题: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曲解未来（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基肖尔•马赫布巴尼）

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西方对世界历史主导的终结，意味着我们需要丢掉西方文化视角来理解这个新时代。这将需要改变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士的思维。而由于头脑中充斥着偏见，他们得出的往往是错误的看法。我将提出三个西方对中国存有偏见的例子来加以证明。

西方对中国想当然的第一个根本性破绽是认为中国最终会像其他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一样加入大西方计划，并且变得“与我们一样”。他们相信***领导的现政府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玫瑰”或“橙色”革命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西方的人口加起来约为8．6亿，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对历史傲慢的人才会以为西方文明大得足以同化中国文明。事实是，中国拥有属于自己十分发达而独特的文化，因此不会被西方同化。

西方对中国想当然的第二个根本性破绽是认为如果不成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国就会崩溃。在此次金融危机高潮时，西方对中国政权将会崩溃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有过最明显的流露。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西方媒体的报道声称中国经济增长的崩溃如何导致了4万多起抗议活动，并预测这些抗议将升级并把政府推翻。

几乎没有西方分析家指出这其中显而易见的破绽:它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成见，即中国人民会愚蠢到仅仅因为1年糟糕的经济表现而推翻一个给他们带来了30年世界最快经济增长的政权。同样，几乎没有人能想到，中国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方面表现得比西方国家能干得多。

西方想当然的第三个根本性破绽是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他们认为正如19世纪欧洲新列强的崛起导致战争和冲突一样，亚洲新强国在21世纪崛起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对任何地区来说，经济危机才是真正的压力测试。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08年-2009年的大衰退是世界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倘若亚洲地区已经存在随时可能爆发的地缘政治对立，最近的金融危机本应已经点燃了导火索。

事实刚好相反，什么也没有发生。原因何在?因为亚洲国家有一种较强的政治共识，认为如果卷入地缘政治对立的零和游戏，它们就将放弃最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尽管存在对立，但所有国家都学会了如何处理。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既非侥幸，也非暂时现象，它是中国领导层高超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的结果。

（选自《参考消息》2010年5月2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