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本次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及关联产业的巨额隐性收益。自1992年中国扩大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相应的生产产能也转移到中国，尤其是终端环节。中国大量进口零部件等半成品，经过组装后再出口到全世界。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有一部分是由内资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另一部分是由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生产的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份额较大，是构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其中大部分收益为跨国公司所得，中国只得到其中很少的加工收益。因此，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同时，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

（摘编自许宪春《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在华的大量投资，为美国企业在资源和人力上节省了大量成本。这些虽然都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好处，但由于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岗位，遭到了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的反对，这本质上应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不是中美经贸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并逐步进入美国占有传统优势的精密制造、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对美国企业竞争力构成了一定冲击，引发了美国商界的复杂情绪，加剧了双边贸易摩擦。

（摘编自《详解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一—比你以为的更复杂》）

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美国无可比拟的量的优势。同样的贸易制裁额度，在中国对美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小于在美国对华出口中所占比例，因此，就贸易本身而言，中国与美国相比有更多底牌。此外，美国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选择，中国对外贸易正走向多元化。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合作密切。中国已经同东盟、澳大利亚、韩国等十余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和欧洲同是国际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支持力量，双边贸易交往极为密切。尽管中欧之间同样存在贸易失衡的问题，但双方均选择以多边而非单边的手段解决贸易争端。

国内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为中国带来了充分的磋商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日益壮大，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有所提高。电子商务解决了传统贸易下地理距离的局限性，消除了国家壁垒，将各国更紧密地联在一起，全球的商品、要素将在网络环境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通。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催生的进口欲望，不仅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使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增加了一张底牌：在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同时通过增加进口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摘编自关照宇《应对贸易战，中国有筹码》）

材料一：

海归学成回国，或开始进入工作单位，或雄心勃勃地开始自主创业。但我们接触的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会倾诉自己刚刚回国的那一段感到迷茫的日子。原本以为是回到了熟悉的家乡，结果发现人脉、工作节奏内容，甚至周边的街道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因中外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海归在回国找工作时难免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如果对个人的职业发展缺乏明确的规划，就会更感茫然。

在互联网上查询，可以找到许多“迷茫”的实例，但对此却少有专门的研究。这种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程度或轻或重的抑郁情绪，给海归带来了困扰，浪费了个人和社会资源。

分析海归产生迷茫情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应届毕业的海归，其就业优势并不明显，有些企业甚至偏爱国内毕业生；二是创业型海归，会面临所有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所遇到的困难，各种不熟悉的日常事务，让他们应接不暇，处理不利，从而产生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三是一些海归没有足够清晰的个人职业目标，对于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个人期待与现实产生落差，造成失落感；四是对离国多年后的回归存在文化“断层”的担忧，许多人反复问自己，“我真能够融入国内的社交圈子吗？”

(摘编自夏周祺《海归有归来“迷茫期”吗？》）

材料二：

《2019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在京发布。报告称，30%的留学生认为第一份工作完全未达到预期；而在企业方面，27%的受访企业认为海归的自我评价过高。

《报告》显示，海归人才在国内就业遇到一定阻力，近70%的留学生归国后遇到了文化理念、落户、政策限制等难题。

201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达到834万人，“就业难”问题愈发突显。但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生归国比例也不断增加，国内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吸引了大批人才回归，人才市场趋于饱和并竞争激烈。这也直接表现在海归人才的薪资水平上。《报告》表明，近三成海归2018年实际工资不足10万，而有近五成海归期望2019年可以拿到10〜15万的年薪，从薪资水平上可以看出，海归学生并不如往日风光。

《报告》显示，英语表达能力、宏观视野和适应能力，是海归的三大竞争力。约七成企业仍然重视海归招聘，68%的受访企业表示有海外校园招聘的意愿；65%的受访企业会针对暂未回国的候选人设置专门的面试流程；同时，64%的受访企业愿意为海归提供额外的福利待遇。而外企和民营企业，在此意愿上更为强烈。

学历显然是海归的一大传统优势，这一点，从企业端也得到了验证。但学历并不是企业考察人才的第一要素，分析根据受访企业需求所绘制的海归人才画像时发现，受访企业普遍更看重与“实际工作表现”相关的素质，比如实习（工作）经验、相关工作技能。调查数据也显示，约八成的受访企业更倾向拥有2次及以上实习经历的海归。可见目前企业的人才需求是以务实为导向的。

(摘编自人民网《调查:27%的受访企业认为海归的自我评价过高》）

材料三：

就业市场上，“海归”群体曾经在企业的争抢中享受过尊荣。然而，随着归国留学生的数量与日俱增，这种追捧迅速退潮，许多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也因此陷入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境地。

事实上，很多留学生在自己选择出国，或被父母送到国外的时候，对国内就业环境的现状都缺乏了解。相比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学生和家长头脑中的观念，往往高度依赖旧有经验，因此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出国留学都是一件极其艰难也极其风光的事情，海外名校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更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当时，在许多专业领域当中，国内高校的教育水准都低于外国名校，而能够出国留学并且愿意在毕业后归国的人才，又凤毛麟角，因此，市场对“海归”的追捧，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是，市场永远有市场的逻辑。抱着“镀金”心态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海归”人才的稀缺性迅速消失。而国内高校近些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在无形之中削弱了“海归”的竞争优势。

其实，归国留学生群体的海外学习经验自有其价值，问题在于，衡量他们才华与能力的标准，并不只有初次就业的薪资这一条。留学经历的宝贵价值，也并非只体现在就业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留学生的独特经历，使得他们在国际视野、适应性上占据优势。如何认清自己，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将决定他们人生道路的宽度。

(摘编自杨鑫宇《“海归”不只为“卖个好价钱”》）

木质高楼有望扎根中国

城市常常被人说成“水泥森林”。而在上海世博园，展示着城市的另一种生长形态——木结构建筑重归林立的楼群之中。专家表示，未来中国城市中可能将崛起超过7层的木质建筑，城市不再是“水泥森林”。

位于世博园C片区的挪威馆由15棵巨大的“树”构成，从5米到15米，高高矮矮的这些 “树’’都有抓地的“树根”，都伸展着4条“枝干”托起顶篷。不约而同，瑞典馆、加拿大馆和温哥华案例馆等，也采用了木结构。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一座全木结构的小学在都江堰向峨乡破土而出，让木结构建筑再次进入视线；作为木结构建筑鼻祖的中国，在这一领域停滞20年后开始复苏。

欧洲木业协会主席索德安介绍说，除抗震性能强，木结构房屋建造中会和矿物棉一起混合使用，房子会呈现非常好的保温性能。尤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再生材料，由于木材能吸收二氧化碳，木结构建筑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我国当前的建材消耗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材所副所长赵霄龙博

士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中国建筑每年消耗的铁矿石超过3亿吨，石灰石4500万吨，排放；氧化碳将近4亿吨，“木结构建筑在中国比例很小，大概为1％左右”。

木结构的先天环保优势并不意味着复兴之路平坦。最大疑问是，木头从哪里来?中国已

经是一个林业资源匮乏的国家，再推广木结构建筑，是否会让 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确实，中国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6，人均木材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8。不过，假如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良性循环并非不可能。瑞典等北欧国家早年也遭遇过乱砍滥伐森林的惨痛经历。在吸取教训后，瑞典法律规定，在砍伐一棵 树之后，需要种上两棵甚至更多新树苗。

此外，木结构房屋还面临着一个土地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在大城市中显得不那么实用。对于这 一点，欧洲的先进技术似乎可以提供借鉴。索德安透露，欧洲纯木材建筑现在已经能建到9层，而如果采用混合结构住房，最高已做到16层。所谓混合型结构，就是指承重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外墙、屋顶采用木结构。中国新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也有望在年内出台，相对于现行《规范》只允许建3层以下的木结构建筑的规定，修编以后，混合型的木结构房屋标准有望达到7层。

在木材处理方面，如今的木质建材也摆脱了以往易燃、易损的形象。通过喷涂阻燃药液，

木结构建筑物的延烧性得以加强。在经过干燥、防腐防蚁、集成等先进技术加工后，木材可以广泛应用于住宅、体育馆、桥梁等木结构建筑、 日本每年有45％的新建建筑为木结构建筑，这和建材技术演化不无关系-中国专家也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身国情的木结构复兴之路——赵霄龙透露：“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基复合人造板的生产国，而且利用秸秆生产 板材的技术也正在成熟。麦秸定向结构板、零甲醛秸秆生态板等十分适合作为木结构建筑的材料。”这对于年产秸秆量超过7亿吨的中国，无疑是个福音。

(选自2010年10月22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