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篷船的前世今生

①江南有多少条流水？不知道；江南有多少只乌篷船？也不知道。只知道无数落叶一样的乌篷船密布在南方流水之上，轻灵而小巧，载不动乡思也载不动愁怨，我坐着它游太湖，也坐着它访西湖，感觉自己就是归乡的俞平伯或辞官的张季鹰。

②乌篷船就应该停泊在绍兴水码头或周庄双桥下，配上水泡般的拱桥、布满青苔的石级，还有古镇老街，那就是最写意的中国水墨。乌篷船就是中国画中的水墨小品，它离不开芦花飞白的河滩、月下凝霜的板桥——它与蓑翁独钓、鱼鸦孤立、夜雪晨霜、寒山瘦水最相宜，它离不开它们，或者说它们离不开它，江南的河流、月夜、江村，有一只停泊的乌篷船，一切就全活起来，你仔细倾听，会隐隐听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旋律，还是用琵琶弹拨，乌篷船出场不能缺少二胡与琵琶的伴奏——当然，风景区的乌篷船更多是一种表演道具，缠头帕的船娘在摇橹，还会唱一些古老的吴歌。但在我故乡芜湖，有一个地方叫万春圩，那里的乌篷船仍与生活不可或缺。

③万春圩的河流纵横如棋盘，乌篷船多如过江之鲫，河两岸遍植桑与柳，桑叶青嫩，柳絮儿纷飞如雪，油菜花一地金，豌豆花一片雪，路上除牧童外不见行人，行人皆划一乌篷船下地干活，小船就系在田头柳阴下，舱里码着将插的新秧，新秧碧青可人，也放着刚摘的菜蔬，韭菜带白花，新蚕豆嫩如碧玉，还有鲜藕、鲤鱼、菱角与莲蓬。乌篷船贴着水面疾飞去赶早市，晨雾如纱蛙声似雨，一盏马灯红在船头，照着舱里鹅鸭呷呷鱼虾蹦跳；还有半篮出售的野荷花，野荷不白，红如胭脂，装在六边花眼小竹篮里，一路幽幽香过去。

④乌篷船最适宜乘坐中国女子，打油纸伞的苏小小，浣纱的西施，还有写词的李清照。乌篷船有一种宋词意韵，与南方的戏曲最贴切。黄梅戏、越剧或锡剧，让人联想到青衣长长甩起来的水袖、白面书生单薄的对襟与青衫——乌篷船的性格就是书生式的羸弱，一种女性的阴柔，它静静停泊在月光下桥洞里，与农耕时代乡村女人在身段与气质上浑然一体，她们放在一起是如此和谐，她们本来就如此和谐地厮守了一代又一代，她们人生中几个柔情片断，都与乌篷船紧密相连，中国式的文人情感，大多也就寄托在乌篷船的剪影里，这便是一叶扁舟遁隐江湖。

⑤很多都市男子都梦想拥有一辆宝马，我却只有一个小小心愿，购置一条乌篷船，就停泊在后门口的水埠上，月夜寂寞时带上童年的阿娇，摇着它一路穿过左一道右一道外婆桥，前面等待我的,肯定是一个最优美最古典的中国梦。

荐举与科举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暴露出来，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只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的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

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用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

科举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对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

基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生态问题的治理，形成全社会协同效应，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逐步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生态治理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其环保认知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能否顺利推进。不可否认，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于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现实中人们对于环保认知的深度、广度和准确度还有所不足。生态文明价值观整体呈积极良好态势，但多数人更关注一些负面环保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国家、社会和他人一般拥有较高的环保期望，但自我行为约束意识较差，对于一些“环境不友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这些都是当前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保认知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民群众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环保事业。但调查中发现，人们在一些行为习惯性方面，仍然表现为生态行为能力较弱的状况，个体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与自我需求相关，虽认知面广，但参与程度较低，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主动参与环保行动和环境监督的意愿不强，环保自觉性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强化人民群众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需要注意在生态治理的实践中积极完善环保的奖惩机制，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鼓励并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努力提高个体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合力作用。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是发挥人们合力的必要保证。这就需要积极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不断健全举报、听证、舆论监督等制度，引导环保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提供更多的组织依托，提高人们参与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还要在其组织性、行动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积极支持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运营和发展，使它们凝聚更多的民众力量，对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持续有效地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协同效应，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只有每个个体从自身做起，提升生态认知水平，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才能促进生态治理各项重要任务的完成，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摘编自郭倩倩《生态治理亟须引导全民参与》）

A．文章第一段从生态环境问题的特征谈起，提出了引导全民积极参与生态治理的观点。

B．文章对生态问题进行辩证论证，在看到人们环保认知增强的同时，也不忽视存在的问题。

C．围绕着生态治理问题，文章从三个角度逐层深入地论述全民参与必要性和可行性。

D．文中用大量篇幅阐述生态理论，使论点建立在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上，更准确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