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早年丧父。五四文学之所以在他们手里得到确立，与其丧父经历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极大地改写了家庭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权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人们的观念也会周而复始地传承；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权张扬的历史物理空间。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的实施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这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相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新式教育，更没有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创建主体挣脱了父权藩篱的束缚，这的确是他们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新华文摘》）

文学批评中的“偏见”

韩传喜

解读一部具有丰厚内涵的文学作品，批评者需具备深入文本内部的耐心与决心，更需具备敏锐的感受力、全面的鉴赏力、深刻的理解力与厚实的理论修养，从而结构成一个合格批评者的审美能力。

当下的文学批评比较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日大。与此同时，亦呈现出诸多不足，批评者及其论著反成为“批评的对象”。究其缘由，实为复杂，而其中，模糊并遮蔽了文学批评者应有的明晰、准确与全面的眼光，并消解了其应有的真知灼见的，当首先归因于批评者的“偏见”。

文学批评以文学创作为对象，而二者均根基于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如文学作品丰盈的想象与情感，文学批评充溢的理解与见识，无不带有写作者的心理偏好与价值取向。特别是文学批评，稍有不慎，便会卷入各种“偏见”的漩涡。

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是对文学作品深入细致的解读——这本是常识，如今却常沦为“笑谈”。不在少数的批评者没有耐心细致地阅读文本，更遑论深入地研读，有些人甚至未能完整地通读，便对作品分析指点，高谈阔论。亦有些批评者只读过一位作家的少部分作品，便窥一斑而论全豹。凡此种种，想不以偏概全，难矣。其阅读的“偏狭”极易导致其批评流于空泛及至虚幻，甚至变成虚言相因的伪学术。

文学作品是作家基于现实生活的独特发现和个性书写。每个作家对世界的发现，必然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以及随之而生的审美体验和心灵感受，而在具体表现时，又自然会融入作家的丰富想象与主观偏好，加之各种表达形式与表现技巧的融会运用，因而其作品必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艺术样貌，并给批评者带来了多种解读与阐释的可能性。

好的批评者的确对作品有自己的特异理解和特别判断，但这种理解和判断不应流于“一己之见”，更不应流于主观臆断和硬性阐释。常见一些批评者，会将个人的既有情绪，带入对对象的解读和阐释中：因不喜欢一个作家，进而不喜欢其作品；因袭对作家固有的印象，而评论其全新的作品；因个人的情感因素，而脱离作品进行极端自我的评价等等。

当然，不应排除“偏见”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形态。当批评的对象过于复杂，难以概括，必然会在众多批评者之间，形成“差异化”理解与“多样化”解读，此时，当然不能因强调“共识”，而减弱对批评对象的全面而丰富的阐释。此外，诸多有自己独特见识与新颖见解的批评者，也会从各自的视角，进行“只眼独具”的解读与“蹊径独辟”的阐述，时常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给人以独到的启示。它们极有可能在众声喧哗当中，不同流俗，曲高和寡，甚至一时之间难于被理解和接受。但经过时间的淘洗，随着认知的拓展，这种“偏见”有的终会获得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可。而此种“偏见”当然越多越好。它能够打破人云亦云、众口同辞的固有格局，引发文学界真正的思考与辩证的认知，把真正的好的作家作品甄别出来，把文学批评引向全面和深入，从而引导甚至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

从此意义而言，“偏见”也有其可深思细究之价值。

不日新者必日退

唐帼丽

程颐语道：“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程颐认为，君子学习一定要日新，日新就是每一天都要有进步。君子学习做不到日新，就是用心不够，有私心、懒惰之心。学习不用心、不精纯，必然退步。

何以不学习便退步？关键在于私欲的掺入，导致学习的中断。清人张伯行释道：“若不日新，便是心有间断，私欲相乘，非昏则倦，日退必矣。未有半上落下，能站得住，不进而不退者。”这里，揭示了“不日新者必日退”的深层含义：即学习者的求学初心和用心程度，决定其进步抑或落后，创新抑或保守。在笔者看来，“不日新者必日退”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用心思进，无我无私，“惟精惟一”。《大学》言天下大道学问与用心求道的关系，“明德”“亲民”“至善”是大道学问，须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初心和用心程度去做学用实践。朱熹曰：“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这里，正心诚意是做天下大道学问的立场和出发点。做天下大道学问是做“无我”之学，不以私心私利求学问道、谋个人利益。陆九渊道：“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这里把一个个体的“我”和私心去掉，立身于国家、社会、宇宙当中，以无我无私之心，谋求天下大道。这个大道，是真正的为民为天下的学问大道，也是为民、为天下的用心、立场和态度。求学立本、用心、无我无私，以此立意做学问修养，才可能日省和日新，才可能真正在道德学问上下功夫，成就为民、为天下的事业。

其二，从心出发，学用一体，知行合一。程子道：“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由明而诚也。”这里反映了儒家“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学问要义：无我无私，做利民利天下的学用实践。王阳明道：“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里王阳明先生强调，要以“知行合一”恢复儒家思想的本体要义；其知行合一的内在之源，便是利民利天下的初心、用心程度和立场。站到这个立场上，从此心出发，知与行便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本体，共为一体，由认识上的创新外化成实践上的创新。

儒家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为民为天下的大义初心关心天下社会，关心民生，思虑现实，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是真正的学问之道，也是创新的源泉，才是实现“日新”的真正路径。

（摘编自2018年05月0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