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的选择

秦羽墨

①燕子来的时候，村庄早就忙开了，犁田翻地，一派热闹景象。谁也不知道它们具体什么时候来的，当我们注意到燕子时，它们已经布满天空。

②南风和煦，春光大好，燕子成排站在电线上，交头接耳一番，而后商量好似的，突然飞起，一个个好生自在。它们飞得不像夏天那么高，而是贴着地，好像对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别说是它们，就连每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满目的新鲜。绿色铺满大地，有另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使人们内心变得丰茂而蓬勃。

③我发现刚来时燕子并不急着安家，而是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成天以野地为家，像贪玩的孩子，将足迹印遍村庄的各个角落。燕子不会随随便便把家安在哪里，它们非得绕梁三日，经过细心查看和选择，在心中衡量比对一番，看看这个家是否结实稳固，这家人是否诚实可靠，是否值得跟他们一起风雨同舟。

④不知为何，所有燕子都觉得我们家不值得托付终生，我们家搬到村口好几年了，也不见有燕子来筑巢。这件事很令我想不通，怎么说新屋也比以前奶奶家的老屋结实多了，屋前的树渐渐成荫，而且又在村口，按理说它们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奶奶家的旧堂屋有三窝燕子，我们家这么多年却连一窝也没有，燕子好像把我们一家人给遗忘了。这件事不单令我烦恼，父亲也担心起来，照传统说法，燕子是否前来筑巢，与家宅的吉凶息息相关。起初他以为屋才新修，燕子们还不熟，过一两年就会来，然而五六年过去了，依然空空如也。燕子并不是没来看过，每年春天有好多成双成对的燕子在家门口飞来飞去，左右徘徊，可最后过家门而不入，只惆怅地望一眼便转身而去，有的飞了很远还忍不住不停回眸，遗憾得很的样子。

⑤到底是什么让它们望而却步？又是什么让它们觉得遗憾呢？一对燕子来了，发现这里没一点前辈的痕迹，于是就以为不可靠，而后来的燕子也都人云亦云？我不相信燕子会像人一样刻薄，村里总要修新屋，每座新屋也总要有第一对新燕前来安家。哦，对了，我猜燕子一定是觉得我们家氛围不好，因为我们家总是很难和睦相处，不是夫妻吵架，就是父子相抵，难得有平静的时候，燕子可不喜欢在这种环境里过日子。父亲发脾气时如打天雷，就算不发脾气也不怒而威，他从不喜欢我带朋友来家里玩，燕子肯定看到了这些，一个连同类都容纳不了的人怎么可能容下燕子？

⑥我将自己的揣测告诉父亲，他表面骂我是胡说八道，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父亲说话时总是有意无意捏着嗓子，显得非常小心，绝不在大门口亮嗓门。架也不怎么吵了，有时就算忍不住吵，也躲在房间里尽力压低声音。

⑦果然，没过两个月，就有一对燕子前来探听虚实。它们在堂屋转了一圈，觉得不合适，审度再三之后，它们决定将巢筑在门前的晒楼下。然而，问题来了，那对燕子将巢搭在松动的木板下，每次巢穴快要建好时，人在上面一走动，就会掉下很大一块。燕子因此做了很多白功，常常眼看要大功告成，最终却功亏一篑。有时燕子忙了一天，正想着休息，突然间头顶山崩地裂，燕子不知发生了什么，吓得惊慌失措，尖叫着飞了出去，直到天黑也不敢回来。好不容易才招来这对燕子，怎么能让它们因此弃家而去。这个家需要它们，我需要它们。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搬来梯子，在燕巢边安装了一块篾搭将燕巢兜住，然后再用绳子将它们和木板捆在一起，使之牢固，这样人在上面走动，波动要小得多。从此，燕子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家，虽然偶有脱落，也无关大碍了。

⑧可是，燕子的到来并没改变父亲的脾气，他很快便旧病复发，遇到一点小事就骂骂咧咧，而我也毫不示弱。真不明白，我们怎么就成了一家人。燕子看见我们吵架，受了惊扰，经常伸出长长的脖子往下看，尤其有了乳燕之后，一家老小排列得整整齐齐地围观，跟在街上看热闹似的。它们一定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一天到晚有那么多事可吵，也许心里还觉得好笑……那段时间，住在我家的燕子常常半夜被吵醒，不知丢了多少好觉。

⑨现在父亲不在了，我也离开了老家，只有母亲一个人和它们生活在一起。母亲向来很有耐心，脾气也好。想来他们一定相处甚欢，日子过得舒适自在。离开村庄十年，想必燕子们早就不认识我了吧 ？

（选自《文苑》2018年第12期，有删改）

因为非洲大片地区史无前例地遭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很多人提出是否该允许未经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为这种病能让高达90%的感染者致死——死亡率甚至超过鼠疫——因此，在这样的特例下放松临床医学规范似乎不是坏事。但这项建议诱发了复杂的伦理问题——而局势的紧迫性又不让人有太多时间考虑。

埃博拉出血热之所以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是因为传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传播起源于动物种群，而动物体就像蓄水池一样，病原体在其中不断发展变异，研究人员因此很难跟上传染病的变化速度。但另一个原因是制药企业对生产疫苗越来越失去兴趣。事实上，今天生产疫苗的企业只有4家，而50年前，共有26家疫苗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知道生产疫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因为缓慢的制造过程造就了漫长的疫苗导入期。

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疫苗生产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反对情绪甚嚣尘上就是一例。

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最近宣布正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学院一道开展埃博拉疫苗的试验工作。因为还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试验，疫苗无法在2015年之前面世。

试验过程引发了人们对类似的临床过程过于繁琐的攻击。但这样的批评其实缺乏依据，因为接受试验药物的志愿者可能造成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实上，I期试验既危险又在道德上非常棘手，这意味着必须秉承极度的小心谨慎行事。

2006年，新药TGN1412的I期试验被迫暂停，因为本来健康的志愿者表现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险些丧命，很多受试者可能永远无法彻底康复。

但如果受试者本来已经患病呢？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脑膜炎大规模流行期间，辉瑞制药公司向医务人员提供了口服抗生素特洛芬（Trovan），目的是与另外一种药物头孢曲松进行对比。

特洛芬试验期间有11名儿童死亡，其余的人留下了终身残疾。但特洛芬试验的死亡率还是比脑膜炎未经治疗低得多，这为今天人们服用未经试验的埃博拉药物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在对抗埃博拉病毒时使用实验性血清“Zmapp”合乎伦理——这是一组混合基因工程抗体，旨在协助患者对抗埃博拉病毒。Zmapp还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也从未获得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认证。

目前仅有极少量Zmapp存在，就连小规模生产也需要等上几个月。这使人们在道德上陷入两难境地：这样的稀缺资源该分到谁的手里？

起初的三剂Zmapp被用于治疗美国传教士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怀特博尔，两人最终都得以康复，余下的一剂用于治疗西班牙神父米格尔·帕哈雷斯，而帕哈雷斯现在已经去世。为何选择对布兰特利和怀特博尔用药，这曾经一度引起广泛争议，而有人从实用角度给这一做法给出了解释：理应先治疗医务工作者，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为他人提供帮助。但这一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何选中75岁高龄的帕哈雷斯。

后来，为3名非洲医生提供治疗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实用主义选择标准的可信赖度。但无论如何，现有的Zmapp资源已经耗尽。

需要注意的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配给稀缺医疗资源的做法具有极大的争议。二战期间，当军医被迫配给有限的青霉素时，他们决定优先治疗性病患者，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战场。但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更有资格得到药物。

如果把类似的道德因素加入到埃博拉病毒的治疗，我们可以说非洲人比西方人更有备选资格，因为非洲的医疗系统抵御埃博拉病毒的能力较弱。但你也可以说西方医务工作者有资格得到优先救治，因为他们主动去往疫区，救治那些别无选择的民众。

(选自《南风窗》2015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