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医生的未来

2014年6月7日，5名参赛者参加了在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测试，其中一名名为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tsman）的计算机软件通过了图灵试验（一种测试机器是否具备人类智能的方法）。大多数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乌克兰男孩。

尤金在测试中的表现“骗过”人们的判断，这足以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基本代替正常成人的工作了。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温斯顿所称：“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脑力工作。”相应地，用机器人医生看病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方式已经初露端倪。

2011年2月，IBM公司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益智类电视节目《风险》中战胜了人脑，即《风险》节目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位人类选手肯•詹宁斯和布拉德•拉特。此后，沃森又被宣布可以作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参与诊疗疾病。

与此类似，中国也有人开始依靠“百度大脑”来看病，谁有了病或需要用药，都会上百度上搜一搜。不过，最近披露的一个消息却让人对“百度大脑”这样的人工智能心存疑虑，甚至担忧。

作家六六发现尿色变深，便从香港赶回上海看病。尿常规检查显示：红细胞增多，医生建议做彩超排查。六六开始了她的“百度求医”历程。搜索结果使她怀疑自己可能患了膀胱癌。最后，经过CT检查，确诊为肾结石。

为何“百度大脑”会误诊？原来，即便“百度大脑”拥有大数据库和较高的综合分析与预测能力，但其智力与尤金相比，还是差了许多——只不过相当于2～3岁幼儿的智力。把健康和生命的判断交给“百度大脑”显然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百度大脑”只有3岁的智力，而尤金的智力可达到13岁的水平，以及它们与正常人思维和智力的差异。当无法认识这种差异时，人们就有可能真的把命运交给“百度大脑”而非一位普通医生。

当然，以“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确实代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它们有可能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

例如，过去对计算机医生沃森的测试证明，它比一般医生具有更精准的诊断疾病的能力，原因在于沃森拥有大数据。沃森贮存了很多百科全书、词典、图书、新闻和电影剧本，还拥有大量的医学工具书、临床诊断手册和医学杂志。沃森还可以与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医院建立和维护的医疗电子文档记录进行链接，以查阅病历和诊治记录。同时，它还可以获取个人在微博客和其他互联网平台上对自己疾病的咨询和查询，并借助这些信息来帮助诊治疾病，这些因素都是大数据的优势。

但是，人工智能同样有许多弱点和不足。例如，机器缺少逻辑推理和情感体验能力，也难以理解自然语言。如何让机器人理解人类的语言，即自然语言，是最复杂和最关键的技术。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人类文化演化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法语等都是自然语言，世界语则被视为人造语言，因为这是一种由人特意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创造的语言。尽管沃森战胜了人类，但是，沃森不仅对于自然语言难以理解，而且对自然语言的从属关系更难理解。例如，竞赛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语言的方言包括吴语、粤语和客家话，这种语言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应当是——中文。但是，机器人沃森答错了，而詹宁斯答对了。

因此，如何让只有3岁智商的“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来完成正常成年人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尤其是为人类诊疗疾病，还需要人工智能未来的长足发展。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民法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民法典编纂历来是成文法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工程。如今，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蹄疾步稳地推进，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举措。

从历史上看，民法法典化能够成为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一场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是民法法典化顺应了以集中立法承认和保障民事权利的需要。编纂民法典，可以将对民事权利和义务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固化在体系完备、逻辑周全的法律形式里，尽可能从立法上实现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二是编纂民法典往往能切实推动社会进步，为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为现代工商业繁荣铺平道路。

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尚处在大变动之中,不具备制定一部体系完整的民法典的现实条件。因此，立法机关首先制定了一批社会生活急需的民事单行法，待时机成熟，再考虑制定民法典。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很好效果，体现出立法智慧。从那时起,我国陆续制定了民法总则、继承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从各方面看，在民事法律基本形成体系、国家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编纂民法典已具备较好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适时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人们期待编纂一部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来促进民事法律秩序更加健全，加强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规范市场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推动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因此,编纂民法典既是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应当指出的是，编纂民法典是对分别制定、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进行科学整理。不仅要刪繁就简，还要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这就要继续运用立法智慧、发扬科学精神。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体现民法典的时代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编纂民法典的时代背景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法国民法典制定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因此法国民法典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国是在21世纪编纂民法典。当今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传承，也有工业时代的特征,更有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我国民法典既要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符合工业时代需要，也要满足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体现民法典的民族性。民法典编纂要立足中国，体现民族特色。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具体制度和内容中，融入民法典编纂全过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二是将我国独有的民事制度在民法典编纂中予以完善和发展。

(摘编自孙宪忠《让民法典编纂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

景观意义上的废墟保护

贺万里

废墟一般是指历史上曾经作为人文景观存在过的、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被毁损后的遗迹。废墟主要由两种因素造成：一种是人类的种种作为，如搬迁、战争；一种是自然因素，如地震、洪水、火山爆发。废墟是人类历史延续存在的一个最真实的重要物证。也就是说，废墟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的表达。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文献去记忆历史，而且可以通过废墟去记忆历史。废墟最真实地显现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废墟是我们获得自身文化身份的一个确证，并因此而使我们的生存具有一种充实感。实际上，废墟的存在就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樊城人的后代，却什么废墟遗址都没有，只能到文献故纸堆里找证明，我们的说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当然也可以盖一座漂漂亮亮的新城隍庙，但不能说我们是拥有悠久历史的群落，在几百年前就有某某信仰了等等，因为证明不了。而废墟恰恰是一种具有真正证实这种文化身份、增加文化认同的实物存在。增加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才具有一种充实感。

废墟具有审美情感凝聚意义上的深刻内涵。也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审美情感，具有其他自然事物无法比拟的深刻意义。人类的情感是可以很轻松的，人们可以看看戏，听听歌；也可以是很丰富的，具有深刻的感时伤逝等等历史内涵的审美情感。这种深刻的审美体验可以从废墟中得到。古代诗文中，让我们觉得最深刻的就是感怀废墟的那些，如南朝鲍照的《芜城赋》，这些诗文把对废墟的感怀和人世沧桑变换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废墟，才可以获得那种感怀伤逝的审美体验。我们可以通过废墟让生命的涵养、审美的体验变得鲜活和丰富。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废墟这种文化遗产，那么我们对待废墟的态度和做出的城市规划就会不同。扬州也曾在前几年整治过运河风光带，最后运河整治好之后，两岸花红柳绿，草坪、坡阜掩映其间……那里成了很人工化的自然风光带。运河是有历史记忆的，但在那里似乎消失了。这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许多城市在改造过程中，通过拆迁，旧貌换新颜，却让城市历史中断，让城市记忆从一种很鲜活的存在变成苍白的文献。在拆迁中遇到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迹，包括小码头，甚至那些杂乱的民居，如果从景观意义上来规划，就有可能保存下一个城市的某些历史记忆。因此，从景观设计意义上去规划城市废墟的保存，是与一般意义上讲的城市规划不同的。

(摘自《艺术百家》2009年第4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