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像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没有刻意经营，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如果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那么，对李杜的认知是容易出偏差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名的有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在《醉赠张秘书》中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在《调张籍》中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做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稹、白居易末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张籍《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中的这种意境，也是从李杜得来的。韩愈对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中唐时期可与元稹、白居易、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像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像元稹、白居易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但受《文选》影响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水记，显然从哪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他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淡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横被压抑，怨愤之情处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与陶诗相比，相当于山水记与《水经注》里的写景文相比，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摘编自《范文澜评韩愈、柳宗元诗文的特点和成就》）

“说破”的艺术

陈益

①昆曲《烂柯山》,由朱买臣“马前泼水”的故事演绎而来。耐人寻味的是，一开场，一脸颓相的朱买臣就来了个自嘲式自报家门:穷儒。至于其它剧目中公开称自己是贪官、庸医等,更比比皆是。这，恰恰是昆曲的自报家门程式——“说破”。

②说破,在吴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把话讲透彻，一是指把人讲破(讲坏)。昆曲往往在演出前就将剧情与角色兜底向观众作交代,与追求悬念,追求情节的层层环扣、步步推进的西方戏剧体系截然不同。观众在欣赏西方戏剧时始终是被蒙在鼓里的,秘密究竟要保持多久,什么时候才能揭开，秘钥全都掌握在编剧和导演手里。且不论近代流行的悬疑剧、推理剧,即便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理查二世)和《仲夏夜之梦)，也竭力将隐喻和象征转化为剧情发展的需要。

③昆曲演出最不容忽略的特征,是角色与观众近在咫尺,随时都可交流。何况很多戏文是根据主人嗜好点的，点哪出演哪出。听戏者烂熟于心，边看边听,随听随哼。戏没秘密，干脆说破,反而能让观众接受。

④昆曲中也有自报家门却说而不破的剧目。例如《长生殿∙春睡》，杨贵妃自报家门,称自己:“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太真。”她说出自己的名和字因何而来,却不去交代玉环与“太真”二字从何而来。人怎么可能一出娘胎臂上就有玉环和“太真”二字呢? 洪昇正是用这种说而不破、点到为止的台词,神化杨贵妃,凸显她出身的非同一般与神秘,来迎合观众的口味。这种说而不破的自报家门,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传统戏曲由娱神到娱人的特征。

⑤《西厢记∙游殿》一则,讲张珙与崔莺莺在普救寺一见钟情的故事。开篇法聪出场，自报家门道:“我做和尚不吃荤,大鱼大肉困囵吞。”不仅让自己底朝天,连方丈法本也凡心尽显。再如“老虎也怕和尚的化蟓簿”“‘周夫子’是‘周仓的爷”等等,出自和尚法聪之口，对于假正经假道学的出丑、嘲弄，丝毫也不怜惜，尽情张扬了世俗的情趣。令观众畅怀大笑以后思索:什么才是生活的至美?什么才是人性尊严?在戏中,丑角法聪以调侃、幽默的方式“说破”，为小生张珙与崔莺莺约会这一情节作了铺垫,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既聪明又愚蠢,既果敢又胆怯的书生形象。

⑥明清传奇剧本的首出,往往是“家门大意”、“副末开场”。如果说,开场是整出戏酌说破，自报家门则是某个角色的说破。以昆曲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戏曲,原本是为士大夫和有钱有闲者服务的，“观众至上”是根本的出发点。一个角色在大庭广众下毫不吝啬地解剖自己,甚至以讽刺、调笑、挖苦的方法，将性格、品行、志向作一番自我暴露,显然是最直接地赢得观众的方式。如今不少相声演员在表演时沿用了“说破”艺术，也颇见舞台效果。

(有删改)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