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根据（知识付费经济报告）的数据，55．3%的网友有过知识付费行为。这里的知识付费不是传统意义上花钱买书、参加培训班等，而是指知识经济时代，购买知识付费平台上的知识产品。

目前，我国知识付费用户群体达数千万，同样达到千万量级的，还有活跃在喜马拉雅FM、得到、分答等知识付费平台的知识供给者。“听，见真知”“碎片时间，终身学习”……虽然这些平台的口号不同，但背后的逻辑都很相似：作为中介，释放不同领域学者、专业人士等的认知盈余，以高效率的优质知识为卖点，让知识变现更加快捷。

（摘编自《优质的知识有价值成为共识》）

材料二：

知识付费，付费的可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产品和服务。比如，有人帮你消化一本书，然后讲给你听，这就是服务；再比如，一些大V开设小密圈，帮你挑选出精准优质的信息，你可以付费加入，这种挑选，也是一种服务。

知识付费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知识本身是不值钱的，那是百度、谷歌甚至知乎可以做的事情，是免费的，但将知识包装为产品和服务就是值钱的。所有学习产品的商业模式，无外乎都是某种服务，或者承载这些服务的交易平台。

目前市面上的知识付费产品，其实可以按照服务的不同类型来区分。这些类型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学习中的痛点。（如下表）

（摘编自孙圈圈《知识付费，是不是伪命题？》）

材料三：

一付费一收听，就误以为学到了知识，其实离真正的掌握知识差了十万八千里，你以为买到的是知识，其实买到的是“知道”。你以为买到的是掌握，其实只是囤积了一堆“知道”。

对于绝大多数人，听再多知识付费内容都不可能成功，因为都是二道贩子的产品，听着很高大上，但是都不够系统，且失真。当一份知识掺入了太多杂质时，恐怕只能勾兑成鸡汤了。

（摘编自拾遗《大部分知识付费都是大忽悠》）

材料四：

知识付费（这里是广义的，包括材料二提到的4个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学习服务，是有价值的。很多人诟病它，说不如去看书。但实际上，我们大学里面的学习，也从来不是自己去看教材的，而是听老师上课、听大咖做讲座的。更何况时代变化这么快，我们都不敢说学习一定只有看书才行的，学习的形态其实一直在演变。

而学习产品（知识付费产品），付出的最大成本根本不是金钱，而是时间。学习产品要想发展得更良性，首先需要设计体系化的学习内容，越是碎片化时间学习，越需要体系化内容。第二要设计帮助用户结合实践的产品，让用户能够以最低的学习成本来“学以致用”，一定是学习产品的发展方向。第三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学习的产品，这个产品是根据他们的优劣势、工作的需要来个性化设计。

（摘编自36氪《从教育角度观察，“知识付费”行业是不是好生意？》）

一个民族，文化内核越强大，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文化内核如果削弱甚至消逝了，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

认识多元文化，前提是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一讲到传统文化，马上就会有人说，现在的时代提倡多元文化，各种文化都应该成为我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个认识其实似是而非。所谓“多元文化”是指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文化。每一个文明都享有平等的尊严，每一个民族都有可以用来参与人类文明交流的文化支柱，这是我们要清醒认识的。

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人制造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企图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当今，某些西方势力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声称唯独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对其他文明则采取抑制、消解、淹没等。

探讨多元文化，需要抱这样一种态度：其他文化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借鉴、吸收，但这里面一定有主次、有轻重。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更为频繁，但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时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我们要特别警惕：有些人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本位文化逐渐被消解。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的同时存在让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完善与补充本位文化。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位文化的存在，如果自己都失落了，又用什么去交流? 如果交流的目的只是把对方作为镜子来置换自己，那就无异于文化自杀。

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冲击了很多国家的电影市场。在法国人看来，电影不是单纯的商品，它同样包含价值观，并且负载着很复杂的文化内涵。为了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法国曾与美国在电影市场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坚定地捍卫法国文化。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词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受到重视，朝廷往往从民间征召“笔杆子”。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等辞赋名家，最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也没广告分成一说，自媒体人靠什么获取报酬呢？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就是因打赏而来。

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蜀地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载，王褒才华横溢，擅长辞赋，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等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后来，稿费制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代，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的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润笔。尤其是韩愈，他擅长写墓志、碑文，有时一篇碑文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墓志、碑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辞。其实，“谀墓受金”者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说法也曾被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就已存在。

尽管润笔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早，但一直到宋代才成为一种定制，形成类似于现代稿费制的“润笔制”。

“写软文”被现代一些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的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早在汉代便出现了相当出名的软文，如司马相如写的《长门赋》，司马相如在序文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的创收手段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润笔之外，还有“卖文”“提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