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麟角峥嵘数脊兽》 ，有删节)

谁更容易相信“阴谋论”？

彭凯平

①法国极右翼势力差点赢得地方选举，让世界虚惊一场。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美国的特朗普和法国的勒庞并非孤例，美欧民粹主义勃兴乃二战以来前所未有。与政治极端主义勃兴同样需要警惕的，还有“阴谋论”，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两者如同孪生兄弟。

②发生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政治事件，     。

③很多政治极端主义虽然走的是两个极端，或左或右，但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倾向于相信“阴谋论”。比如很多德国纳粹相信德国一战战败的原因是犹太人的阴谋；相对应的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认为红色共产主义已经渗透进了美国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立场绝对相反的人也经常会利用同一个“阴谋论”，只不过是把矛头颠倒过来了。比如，网上盛传的所谓《中情局十条诫令》，起先是被英美的右派说成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规则。而后来在中国，则将其说成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1951年的“极机密行事手册或行动手册”中的内容，以激发中国人民的反美之心。如今，类似的如“转基因阴谋论”“金融阴谋论”“气候阴谋论”等，是中外共有、左右派共享的典型舆论。

⑤为什么政治极端主义者容易相信这些“阴谋论”呢？荷兰的三位心理学家设计了四个心理学实验。

⑥研究一：该研究共招募了207名美国被试者，后来回收有效数据187份。研究者测查了被试者对“金融危机阴谋论”和“气候变化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从1到7）；同时，为了进一步测试是否政治极端主义者只是对与政治有关的社会事件更加具有妄想症，实验还在两个“阴谋论”的分析中加入了一个“人际妄想症测试”。

⑦结果发现，对“金融危机阴谋论”和“气候危机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与政治极端主义倾向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妄想症无关。说明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心智是正常的，只不过思想偏激些。

⑧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相关关系是否存在于其他“阴谋论”中以及可能的原因，研究者又进行了下面的研究。被试者是从荷兰具有代表性的全国选民样本中抽取的。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测查被试者对于6个不同“阴谋论”的相信程度来评价他们对于“阴谋论”的态度，同时测量了被试者对复杂政治问题倾向于采取简单解决方案的程度来判断他们在政治上的偏激程度。

⑨结果表明，拥有极端政治立场的被试者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并且对政治问题简单化策略的追捧程度也更高。在他们看来，拯救世界很简单，有“超人”“大帝”“伟人”即可。

⑩另一个补充实验，主要测查了被试者对其他领域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极端主义倾向，目的是为了确定被试者在非政治领域的极端主义倾向是否会对实验产生影响。

⑪结果发现，极端的政治意识和大多数极端的非政治意识态度间不存在相关性。

⑫通过以上四个研究，研究人员认为：极端的政治意识与相信“阴谋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且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对于社会政策简单化的追捧程度。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具有绝对分明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社会事件持有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习惯采用简单直接的处理方式，而看不到社会事件背后复杂的逻辑关系。因此，一旦发生复杂事件，就倾向于认为事件背后肯定是有本群体之外的人在搞阴谋导致的。

⑬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形，中国文化中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不走极端，不简单化政治意识问题，可能是我们避免陷入“阴谋论”陷阱的必备条件。

⑭孔子也早就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期以来少有人能够做得到。而这也是我们心理学家时常感到无奈的现实情况：当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一般人能够理解和解释的时候，“阴谋论”就成了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解释。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0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