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的魅力

严家炎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活泼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兴趣盎然又启人深思。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感觉。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显示出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浸润、萃取相交织的，却是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于传统武侠小说、赢得一代一代新读者的地方。比如，对于旧式武侠小说“快意恩仇”的普遍观念，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是批评和否定的，他反对睚眦必报，反对滥杀无辜。《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报完国仇家恨之后的复杂心情就是证明。再有，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不能挣脱狭隘的民族观念束缚，也是考察作品有没有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的一个标志。金庸的民族平等、融合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金庸小说里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也是焕然一新的。他虽然写古代，但是笔下主人公并不是行侠、报国、封荫做官的模式，人生理想也不是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而是渗透着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笔下的侠客多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行侠仗义，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反抗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色彩。

所谓雅与俗，不同时代有不同看法。金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意味着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雅俗对峙问题，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金庸小说吸“雅”“俗”两方经验又超越“雅”“俗”。他创造性吸收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艺术经验，从而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同时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

谈谈《雷雨》的戏剧冲突

戏剧不懂得平静地过日子，它需要不断地掀起冲突的浪潮，使人物在相互冲突中撞击出性格火花。《雷雨》中，曹禺把20年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集中于周、鲁两家的冲突氛围内，把两家30年来错综复杂的  和 集中在一天的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性格就得到了自然的艺术显现。

同是炎黄子孙，鲁侍萍这位柔弱、善良、温情的女子，在那个特定的社会里却一直不能将驾驭生命的缰绳紧握在自己手中，她被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家庭所蹂躏，被伪善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混血儿”周朴园所欺骗。在第二幕中，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话看似平淡，冲突却异常激烈。当周朴园吩咐她“先下去”时，侍萍“望着朴园，泪要涌出”，只问了一句：“老爷，没有事了？”这简短的话语和细微的表情变化，就很好地展示了侍萍A  和B   的心情，当侍萍说“老爷，想见一见她么？”时，冷酷无情的周朴园连忙回答：“不，不，不用。”三个“不”字，便将他人性的C   和灵魂的D   暴露得淋漓尽致。当周朴园得知面前这个两鬓染霜的老婆子就是他玩弄过的漂亮的使女时，他色厉内荏，拿出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并声称“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侍萍将肮脏的支票撕得粉碎，然后迸发出血泪控诉：“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这一撕，撕碎了周朴园甲   的假面具，撕碎了资本家乙   的信条，撕出了侍萍丙   的性格，撕出了她30年风雨中磨炼出来丁   的精神。

《红楼梦》的世界、人生与艺术

《红楼梦》中有三重世界，一是生活世界，一是艺术世界，一是哲学世界。

第一重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混杂酸甜苦辣，历经生老病死。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佛学盛行。自王阳明之后的晚明直至清代的佛学传播，使得民众接受了这样的宗教观念：人生在世，必须相信净土、不断修行，才能超越轮回，达到清净世界。曹雪芹正是在此基础上设定了《红楼梦》的生死观。

这个介于儒道之间、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恒常，充满起伏跌宕，悲欢离合。宝玉和黛玉有前生的夙缘，他对她有甘露之惠，她对他怀报答之心，今生相逢本该天生一对。然而，无端忽来一宝钗，德容言工，无不胜之，又扶“金玉良缘”之势，使得黛玉在与宝玉交往中常感到不安，宝玉也常有“好景不长”的预感。不仅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变，周围人的福与祸也在变。“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荣宁两府就是如此。贾敬信奉道教，却因为吃了金丹烧胀而死。元春封妃省亲，富贵已极，“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却也埋下了败落的种子。贾家鼎盛之时，“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可到第七十五回，尤氏在贾母那里吃饭，饭不够吃时丫鬟却给她盛了下人吃的白粳米饭，荣国府已显窘态。最终，两大家族走向衰败与崩溃。

第二重世界是有情世界，它更接近于心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标准，不是金钱，而是缘分和情谊。人在红尘中有情，这情是自然生发出来的。虽然世界无常，但情支撑着世界。宝玉“情不情”，对花、鸟、月亮、星星无往不情，甚至对父亲小书房里一轴美人图都想去探望抚慰一番。他怜香惜玉，爱袭人、晴雯、龄官、芳官等姑娘们，最后钟情于林黛玉。一位意大利汉学家说过，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细腻的感情，这些情因远近不同而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是情的出神入化构成了变化，构成了悲欢离合，构成了艺术美感。这就是变化中情的美。

第三重世界是虚空世界，既超越有情世界，又是隐藏其后的恒定的价值观。道家讲究清净无为。佛家讲究一方净土。它们都主张没有情感牵累和兴衰变化，超脱悲欢喜乐，追求悟性的化境。相对于有情和变化，这种价值观是一个恒定的真相。有情世界则是对虚空实境的偏离。从佛家来说，比如唯识宗，它的种子叫作染识，其变化就是从无染到有染，这么美好的净土还会变成无常的人生。从道家来说，原始为太和，打破太和才产生出人生的发展和困境，而人只有净化欲念，才能恢复平衡。因此，《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有情世界、无常世界的一个平衡。曹雪芹精心安排了太虚幻境这一原始点，使小说在演示了荣辱兴替后通过悟性来抵达虚空世界。

这个世界里没有落花，没有变化，没有忧愁，也不惧时间。一切圆满无缺，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和飞来横祸，更不会有猜疑和背叛。然而，有深意的是，你必须舍弃了“实”的现实世界，舍弃了“情”的有情世界，才能抵达这个凭虚凌空、有大自在的虚空世界。但“实”与“情”是极难割舍的，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做到，小说中真正了悟的可能只有宝玉一人。

（摘自《光明日报》张惠《〈红楼梦>》的世界、人生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