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展前言

蒋远桥

①到博物馆，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以艺术门类为基本单位的展馆，如陶瓷管、铜器管、雕塑馆、玉器馆等，各个展馆内则陈列着许多单个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当然远比照片影像更为真实，但我觉得，这些按门类、按年代或者按质地、按用途陈列的“实物”，还并非“真实”：无数从古代生活中移出然后转入博物馆的瓷器、铜器、雕塑、玉器，都被剥夺了原来所处环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博物馆里，它们仅用来增加我们专门艺术门类的某些知识。而那些被忽略的原始环境，也应该是甚至更应该是作为器物“真实”的一部分。

②为了理解的连贯，我们可以先从影像说起。

③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仿佛这一概念就已经在哲学、艺术、文学各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机械复制的繁荣，尤其是电子世界的产生，人类现今更无可救赎地停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身边的影像越来越繁多，影像的内容越来越齐备，生活、研究、批判越来越受到影像的帮助的同时离不开影像。

④人们十分愿意相信照片即真实。但是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即能知道，即使从未被制作的影像如照片，也远非真实。一位摄影师在拍摄任何一副作品时，往往要同时或者严格地说是连续拍摄数十张，然后从中选择出自认为满意的一副，比如这张照片具有令摄影者满意的表情、光线、角度、结构，而未表现或者未恰当地表现这些东西的照片即被认为是“非真”的。

⑤比如，当我进入敦煌第130窟，通高26米的弥勒佛高耸在眼前，在佛像前面感觉到的只有无能为力和相形之下的渺小：佛低垂双目，似乎在看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将要失去固有的信仰。而面对照片时，我们可以冷静地发掘、细致地思考，一些直面26米大佛本身时无法进行的思考或感受，都变得轻松自然。大佛照片取消了大佛的高度带给参观者的压力、震撼。

⑥基本上每个敦煌石窟都是建筑、绘画、雕塑、书法共同配置的综合体，它还具有礼仪、宗教意义，若非电灯的发明，在数百年前的采光条件下，壁画尤其是顶上的藻井图案基本无法让人看见。况且，部分洞窟作为庄严、肃穆的宗教礼仪场所，本来是藏而不使人见的。若非处于真实的石窟空间里，我们也就失去了古代僧侣在缥缈、昏暗的洞室中的宗教情怀？

⑦影像是这样，其实，被布置成碎片的实物也是这样。面对一件件摆在我们面前分门别类的实物，我们无法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

⑧走进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等共同配置的古代文人的生活空间，我们    能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这个空间，应该让我们感受它，接受它，接近它，走进它、而不是提供影像，也不是提供碎片，让我们欣赏它，分析它，获得了认识，然后离开它。这个空间应该有实和虚也即物质和精神两层。实的层面，从竹树翳深庭户虚寂，到惠风和畅窗明几净，到书桌禅椅，朴素柔美，到纸墨相发笔砚精良，到缩龙成寸，山林古木助案头清气。虚的层面，当然就是这些内容营造出来的氛围，还有面对这些文人生活的物件时，打磨家具时，写字刻印时，伺候盆景时，制作文玩时，具有的礼仪、宗教意义，这和敦煌石窟何其相似。

⑨当然，精神层面的空间也必然与处在这个空间内的人相关。明代高启说：静也系于人，不系于居，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高启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我总觉得，这两层是从来不能分开的。人很重要，居也很重要；依于仁很重要，游于艺也很重要。质很重要，文也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①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 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了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 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远古传统，依然弥漫在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 之中。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②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神话和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 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等等。 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已看不见“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 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③《离骚》里面，想象鲜艳而缤纷，香草美人，百亩芝兰，荠荷芙蓉，芳泽香草……在充满神话 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是一位执着、顽强、忧伤、哀怨、愤世嫉俗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 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 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融成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起点 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④《离骚》《天问》《九歌》《九辩》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 实质上它们是楚地原始祭神歌舞的延续。王夫之解释《九辩》说：“辩，犹遍也，效夏启九辩之名， 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点明了几 个关键问题：第一，楚辞是“绍古体”，是远古氏族社会的遗风延续；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可 歌可舞。近人考证也认为，像《九辩》《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 第三，它想象丰富奇异，尚未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 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⑤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尽管在经济、政治等制度方面，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 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 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楚汉文化一脉相承， 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⑥与《诗经》或先秦散文不同，汉代艺术和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恰恰是从远古传留下来的种种神话 和故事。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殿，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它们都充满幻想和巫术， 把远古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了下来。

⑦西汉在经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革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 精神日渐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中，人世、历史和现实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这固然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结果。但是，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幻想，始终没有离开汉代艺术，它们是楚汉艺术 的灵魂。就此，楚汉浪漫主义成为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①有的人读的书也不算少，如鲁迅所说，他们“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读书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全盘接受状态；后者则存在着“有色眼镜”的偏见，他只能接受那些与他的利益和偏见一致的东西。这样的态度最多只能做书籍的“俘虏”，是无法从中真正得到益处的。

②鲁迅强调“自己思索”，不能把自己变成“书橱”；如果“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就无异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就会导致思想的“硬化”，使读书的效果走向反面。思索并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内心反省活功，它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还必须同时“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这也就是联系实际，因此他强调“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来不盲从书本，而是把书的内容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索。因此他常常能取精用宏，从常见的书籍中得出人们没有看出的精辟的新意。譬如对于《二十四史》他(  )不像传统学者那样把这些所谓正史视为信史，（ ）不是如五四时期某些人把它看成“相斫书”，“独夫的家谱”，（ ）是在同野史和杂说的比较中，在同现实中“古已有之”的许多现象的观察中，经过认真的思考，认为只要善于清除历来史官那种“装腔作势”的涂饰，这些史书是写出了“中国的灵魂”的。他说：“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所以要从书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可靠的知识，就必须能够拨开遮掩月光的密叶，使“碎影”成为普照的清辉。对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他既充分地肯定了如《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杰出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许多旧小说的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瞒”和“骗”的实质。他强调要“睁了眼看”，就是细心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认真思索，看这些文艺作品究竟是否正视和反映了现实和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教益。

③从鲁迅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把“所读的书活起来”了，因此常常能够揭示要害，看出实质。例如历来被认为是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当有的文章宣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泯灭一切忧喜”的“静穆”，并且举出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且说明“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的集子是有目共睹的普通书籍，鲁迅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及时对错误论调给以批驳，就因为他与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的学究们对书的态度不同．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我们首先应该向鲁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