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互联网”

一个+号的位置变化耐人寻味。过去，无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是深度融合，都是“+互联网”概念，即传统产业是主体，互联网只是工具。工具的最大特点是被动。再好的工具，只有被利用才有价值，这就是工具的特征。工具化是工业3.0阶段互联网的主要特征。在3.0阶段，互联网作为具有革命性的工具，的确可以扩大和提升信息交流的空间和速度，从而让传统产业不仅生产效率继续有所提高，而且使得消费效率获得极大提升。特别是网络销售平台的建立，让消费过程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如果说以蒸汽机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工业1.0和2.0所运用的是力学原理，解放的是体力，解决的是产能，那么以信息化为代表的3.0运用的则是数字手段，延伸的是人类的眼睛和耳朵，主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但是在这一时期，互联网仍然是工具，因此传统产业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因互联网的加入而改变。

我们再看“互联网+”。在工业4.0阶段，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网络，它更是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互相交融的物联网，互联网传递的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它还可以包括物质和能量的信息。互联网自身的演进导致了它角色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今后的互联网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会上升为矛盾主体，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售后的全流程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传统产业则可能变为被十的对象。

如果说工业3.0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与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那么“互联网+”为特征的工业4.0则很可能会打破先生产后消费的传统思维，甚至会让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逐步消除。

互联网的去工具化从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主动涉足传统制造业已经初现端倪。而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带来的颠覆在发达国家也已经出现。

美国的某款新能源汽车，由于运用了物联网概念，已经取消了传统的4S店商业模式，不仅销售不需要，甚至保养、维修也不再需要4S店。因为发达的物联网络已经让生产者能掌握售出汽车的各种数据，甚至轮胎该更换或者哪个零件该出问题，厂家比用户还清楚，可以随时随地上门服务。

率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德国走得更远。如今在德国一些城市的街头，停着不少有特殊标识的汽车，只要是会员，就可以用一张卡片把任意一辆车开走，办完事停在路边走人即可，而你驾驶车辆的所有数据会及时传回车厂，并从你的账户扣除相关费用。这一模式未来很可能颠覆传统汽车的销售模式，很多人今后可以不必再买车，而类似奔驰、宝马这类传统制造企业，也很可能会演变成汽车服务提供商。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已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材料一：

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减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然而，自2010年以来，5年中有4年城市内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大幅上升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媒体报道也随之跟进。

城市内涝的“病根”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从全球气候大环境来看，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往年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更大的挑战。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大范围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面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薪。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之困如何解？》）

材料二：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根本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海绵城市示意图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三：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近年来国内外游学线路迅速升温,携程发布的2017年我国城市家庭亲子游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报名海外游学的人数增长达到70%,人均花费2.5万元。而国内游学的增长是出境的两倍,人均花费在4000元。从售卖城市的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报名参加游学人数最多,一线城市排名靠前。内蒙古、宁夏、贵州、甘肃等城市是国内游学热门目的地,沙漠徒步、草原亲子、文化自然游学等产品最为火热。

在海外游学市场方面,报告显示,海外游学增长达到70%以上,人均消费2.6万元,中产家庭是海外游学的主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位居十大海外游学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三甲。报告预计,今年全国夏季海外游学市场规模达到80万人次,营收200亿元,国内外游学总体量预计超过300万人。

(摘编自《今年国内游学人数激增》，2017年9月12日北京商报网）

不久前,微信朋友圈里很火的文章《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里提到,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月薪三万出头。可是,她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买了,原因就是孩子一个暑假就花了35000元。那么问题来了,在天津,孩子过暑假要花多少钱呢?就此“津云”——前沿新闻记者做了问卷调查,大多数网友选择了5000元以下,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养孩子还是很淡定的。

(1)有机会您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吗?

(2)您认为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目前孩子的教育消费,过半网友认为偏高了,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认可放养式教育的家长寥寥无几。对于暑假怎么过才有意义,网友们意见不一,但愿意遵从孩子意愿的家长也不少。从调查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还是比较理性的,更认同在培养孩子方面应该量力而行,对海外游学这样的高端消费盲目跟风者不多。

(摘编自《多少钱能撑起一个暑假？天津家长很淡定：培养孩子量力而行》，2017年8月17日北方网）

何谓“游学”?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不仅开阔眼界增长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

游学教育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价值依然灿若明星,其精髓贵在知行合一,诚如青年***所言:“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摘编自《游学精髓就在知行合一》，2017年9月4日《光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