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和山水画理论影响了古典园林的建造。山水画和山水画理论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最早的园林理论专著计成所著的《园冶》直到明代才出现，但是园林艺术到明代已经发展到高潮。在园林理论产生之前，对造园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是山水画理论，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李渔的《一家言》都较多地涉及园林理论，而文震亨、李渔都深谙绘画之道。唐代的王维、宋代的俞微、元代的倪云林、清代的石涛、清代的仇好石等既擅长绘画，又懂得造园，他们把画意融入园林，使园林带有山水画的特点。造园家在建造古典园林的时候，特别是在堆砌假山的时候，尤其注重主次分明、虚实相生、小中见大等原则，这些原则都来自山水画理论。可以说造园家只有具备扎实的绘画功底，运用山水画理论，才能使园林体现出“如画”的境界。

山水诗也对古典园林产生了影响，山水诗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境营造方面，尤其是虚的意境的营造。

园林的意境以诗文化为灵魂，园林成为人们向往的美好境域。南方的私家园林布局严谨，结构精巧，一花一草、一水一石点缀园中，园林中的景色酷似唐诗、宋词中所描绘的图景，引人入胜。《红楼梦》中，大观园进门处的大假山上题有“曲径通幽处”五个字，它高度概括了这处景致的特点。之所以要题字，是因为“景不点不透，景不点不活”（宋先锋《试论园林意境的内涵》）。而楹联被称为”诗中之诗”，具备诗歌、散文的美学特征。《红楼梦》中，潇湘馆楹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蘅芜苑楹联“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酴醾梦亦香”等，无不兼具情感美、音乐美、意境美。楹联起到了烘托园林意境的作用。

在古典园林虚的意境的营造上，“空灵”意境是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之一。园林专家陈从周说：“园林以空灵为主。”在园林中，亭子最具有“空”的灵气。“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唯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这些诗句表明，正因为亭“空”，所以亭才“有”。园林往往于无景处求景，于无声处求声。声中求动，不如静中求动；实中求景，不如空中求景。园林中的景不只是呈现自身，它们只是一个个起点，勾起人们无尽的想象。这种“空灵”意境深受中国诗词空中点染、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和山水画中注重虚实相生的画法的影响。苏轼在《送参寥师》中写道：“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则灵气往来。清空是一种绝妙的审美境界。诗词要清空，不要质实，园林也是如此。

（摘编自麻玉珠（中国古典园林的“山水之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的名言，被后儒尊为“横渠四句”，其作者，正是北宋张载。张载，横渠人，世称横渠先生。

《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最紧要的就是识仁求仁，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仁者，人也”（《中庸》），张载创造性地批判和吸收佛学，创立以气论哲学为基础的关学学派，并以此参与奠基理学，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目的也正是“为天地立心”，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重建国人的心灵世界。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者立志，须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或少数君子安身立命，有如此气象乃是“为生民立命”。

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民胞物与”是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我、物与人，同生天地之间，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西铭》的价值正在于对人的精神家园即立命之地做了全面而生动的描绘。

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尧、舜、文、武、孔、孟所传圣人之道，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了，他们的使命就是努力续接和开拓这个道统。张载反复强调“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为学者要以圣人为目标，如此气象乃是“为往圣继绝学”。

继承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儒家的创新往往是在创造性的继承中完成的。后世弘扬横渠之学最为有力的王夫之就明言，张载思想学说中有不少内容是“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的。

吕大钧等在老师张载的指导下发起实施的《吕氏乡约》，便是关学“经世致用”精神的表现，也是关学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突出体现。伦理道德规范是乡规民约的核心，西周就有这种思想了，但一直没有用文字将其系统表现出来，而制度必须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乡贤领导地方民众主持和起草的乡民公约法则，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影响极大，各时代仿照《吕氏乡约》的乡规民约很多，甚至还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程子说过：“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这是对历史的针砭，也是对现实的指引。后来朱熹说得更清楚：“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不仅要重建心灵秩序，还要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以圣人之道引领天下，实现有序、永续发展，如此气象乃是“为万世开太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说“为天地立心”是“己立”“己达”，那么，“为生民立命”就是“立人”“达人”，这是空间维度的推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在不忘本来中为中华乃至人类开辟未来，这是时间维度的推扩。如此一纵一横，方能可大可久。

（摘自肖伟光《读史：张载及其“横渠四句”》）

文 化 时 间

时间有“向”的概念，并不是一直都有的。潮水、冬夏二至、季节、星辰的循环往来，这些现象使许多原始人把时间看作一种基本上不断循环的有机节奏。他们想，既然时间跟天体的循环运转分不开，时间本身也应该是循环的。白天跟随黑夜，新月代替旧月，冬天过了是夏天，为什么历史就不这样？中美洲的玛雅人相信历史每260年重复一次，这个周期他们叫拉马特，是他们日历的基本单元。

时间的循环模式是希腊各宇宙学派的一个共同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中说：“凡是具有天然运动和生死的，都有一个循环。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时间辨别，都好像根据一个周期开始和结束；因此，甚至时间本身也是一个循环。”斯多葛学派的人相信，每当行星回到它们初始相对位置时，宇宙就重新开始。公元4世纪的尼梅修斯主教说过：“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人人都会复生， 都会再见到同样的朋友，再和同样的熟人来往。他们将再有同样的经验，从事同样的活动。”好像所有历史的事件都装在一个大轮子上一样，循环不已。

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提出的“时间之箭”引起了我们内心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不稳定和变迁。它所指向的是世界的末日，而不是世界的重新再生。罗马尼亚人类学者、宗教史学者埃里阿德在他名为《永恒回返的神话》的书里，认为世上从有人类以来，多半的人都觉得循环时间更令人安慰，而将它紧抱不放。这样，过去也是将来，没有真正的“历史”可言，于是死心塌地地承认再生和更新。

犹太基督教传统把“线性”（不可逆）的时间，直截了当地建立在西方文化里面。由于基督教相信耶稣的生、死和他的上十字架受难，都是惟一的事件，都是不会重复的，西方文化终于把时间看成是穿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条线。基督教出现以前，只有犹太人和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认同这种前进式的时间。

不可逆时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思想。它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开辟了道路，从而把我们和原始生物在时间上连接起来。总之，线性时间概念的出现和因之而起的观念改变，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化时间的循环模式和线性模式，在生物时间中可以找到对应。细胞的分裂，以及体内各种不同节奏——从高频的神经脉冲到悠闲的细胞更新——所组成的交响乐，都牵涉到循环式时间；而不可逆时间则体现于从生到死的老化过程之中。日常用的钟表也具有这两个不同的时间面貌。一方面，不停的钟摆或晶体振荡积累成一般所谓的“时间”，在地球上这时间就表现为12小时或24小时的周期。另一方面，各种耗散现象，诸如电池的干涸，发条的松弛，都告诉我们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

（节选自柯文尼、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