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端午节缘何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

①端午是原生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早在1000多年前，端午节就传播出去，成为一个东亚、东南亚多国共享的区域性国际节日。在今天，欧美国家和地区，每年与中国同步共度端午佳节，也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可以说，端午节的输入国与原生国一起，共同参与了端午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共同促进了端午节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实现了端午节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共生共享。

②以端午节最有代表性的两项节俗活动吃粽子和赛龙舟为例。曾几何时，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粽子还是一种奇怪的食物，而现在，粽子已走出中国，闯荡世界。从制作成分到包装形式，海外的粽子与中国的粽子可谓大相径庭，而不同特色的粽子恰恰就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个最佳体现。再说龙舟赛，这项端午节俗活动已在不少欧美国家落北生根。在德国，端午举行龙舟赛已经有20年的历史，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端午龙舟赛。在美国，已有数百只龙舟队。哈德逊河上的龙舟比赛，已成为纽约华人社区每年最盛大的活动。

③首先，端午节世界文化遗产的属性，决定了其应当全球共享。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国端午节重大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由此，也确定了端午节由中国原生，到多国共生，再到人类共享的文化功能属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走深走实，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成为时代需要。

④其次，端午节蕴藏的文化精神，具有全球共享的重要价值。端午文化，讲究天人协调、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谐共生，体现着人们对于吉祥平安的美好诉求。一方面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行事，在阴阳转换、气候物候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止声色，薄滋味，节嗜欲，定心气”，与天时相适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挂菖蒲、洗菖蒲浴、戴长命索、做艾虎、龙舟竞渡等诸多习俗，保健卫生，延年益寿，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这样的文化精神和理想诉求，在生态环境恶化、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的当下，尤其具有现实作用和意义。

⑤再次，端午文化，已是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不断，“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言行，只会将世界引入歧途。不同文明实现和合共生，才是世界应有图景。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的智慧和担当，为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为文明和谐相处提供独特的思想启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节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端午文化的海外影响越来越大，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随着文明互鉴交融的更加深入，世界文明百花园将更加繁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必将照进世界更加美好的现实。

（摘自《东方时评》，2019年6月7日）

①最近几年来，我在许多文章中和发言中，都宣扬一个现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我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有感而发的，没有丝毫主观成分。

②在这里，关键是一个“交”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之为“交流”。古往今来，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必然向外流布。我认为，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特点，全体人类都蒙受了这个特点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③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起，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的成分。中国古书上说：“有容乃大”。中国人民是最“有容”的，我们肯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对我有利，我们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我们能吸收各种文化，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正表示了这种精神。

④但是，中国不但能“拿来”，我们也能“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范围内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的程度，中国人民与力有竭。

⑤可惜的是，西方国家自从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势。世界上其余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学习。即以中国而论，我们今天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甚至衣着打扮，从头到脚，哪一件不是从西方来的？中国素以美食名扬全球：然而，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余的更不必说了。于是乎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响彻全球矣。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以“天之骄子”自命。他们在下意识中大概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

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指战争而言。其实在其它方面也是这样。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对中国毫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一旦世界有事，我们中国是处在“百战不殆”的位置上的。有识之士，必须承认这一点的。

⑦我曾在上面说过，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

⑧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在这里指出，这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过去都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了。我最近读了几篇关于李约瑟的文章，才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很难译为外文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字，就简直无法翻译。在历史上长期的环境影响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内容，都与西方迥异，想介绍中国文化让外国人能懂，实在是一个异常观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季羡林《<东学西渐品书>总序》

材料一

先秦史传文学，从最早的《尚书》到《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其“史传”的性质逐渐减弱，而“文学”的性质则逐渐加强。《尚书》记言直录，不别方语雅言，亦不加裁剪；《春秋》记事简洁，如新闻标题一般；后世文学家对这两部著作推崇倍至，主要是崇其高古，很难说其有多少文学意味。至《国语》《左传》，记言记事写人，尚裁剪，重技法，且开始出现与史无关而于文有益的“闲笔”，其叙述之高明，言语之醇美，较之《尚书》《春秋》，非止一箭之进。到《战国策》，夸张失实之处俯拾皆是，很多记述都是出于文学的考虑，而难以史学的标准衡量，最突出的便是“床笫之私”“密室之谋”之类情景的记述。发展到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史记》出现，这两方面性质同时达到了最高水平，“      ”，言其史传之成就，“      ”，言其文学之成就。然而从《汉书》开始，便预示了与先秦史传文学恰好相反的趋势，即“ ”性质的加强，和“ ”性质的减弱，这一趋势也就意味着“史传”与“文学”的分离独立，后世的史传著作便很难再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了。

材料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智者的游戏。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林立，战争不断，周边戎狄蛮夷迅速强大，各诸侯国身处忧患之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只有利用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别国。战争磨砺了智者，催生了谋略，产生了智慧。在战争中，人类将政治智慧发挥至极致。毋庸质疑，春秋战国的历史是血染的历史，是白骨堆积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智慧与狡诈、血腥与惨烈构成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气，也有滑稽可笑的荒唐闹剧。虽然说“春秋无义战”，但是，战争却有自身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武器的进步、战争方式的变革，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造就了一大批擅长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裁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个兵家荟萃、群星璀璨的兵法盛世。兵家思想正是这一时期战争智慧的集中体现。

《孙子兵法》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所提倡的“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堪称世界第一兵书。他全面总结了以前的战争经验，分析、论述了作战原理，提出了军事上许多杰出的命题，揭示了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内容丰富，见解精辟，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还深远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军事思想。

战争离不开外交。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人物，被称为“纵横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却往往能取得奇效，纵横家多出身贫贱，苦难的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比如苏秦“悬粱刺股”。他们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师，也可以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统帅六国雄狮逼秦废帝号；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地600里；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直至完璧归赵。纵横之士智勇双全，且不乏仁义之辈，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一直被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