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治国理政著作，《贞观政要》应该不会落选。作为唐代历史学家，吴兢编撰此书，目的是给唐玄宗提供学习榜样。在序言中，吴兢高度评价贞观政治，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吴兢把唐太宗的言行事迹，分作10卷40篇进行记述，就当时的政治特色而言，围绕君主治国，已经概括得很全面。如果从唐太宗的视角看，应该更能直奔主题。唐太宗对于自己的治理成绩很自信，他在写给太子的《帝范》一书中，对于治国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一是克已纳谏，一是以人为本。

在早期的儒家经典《尚书》中，主张“民惟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孔子把这个思想具体化为争取人民的信任，认为“民不信则国不立”。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说，而荀子则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认识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历史规律。这个思想系统，即民本主义思想。唐太宗经常引用荀子的说法，足见他对民本主义传统是有清晰认识的。

“以人为本”是贞观之治一条成功的路线。思想上重视人民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度、法律的制定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贞观朝廷深知人民的困苦来自赋税过重，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制度，贯彻藏富于民的政策。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政治安定的根本保证。贞观时期之所以能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和谐景象，就其实施的以人为本政策而言，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在唐朝以后，古人通常把贞观之治看作卓越治理的代表。

“以人为本”，从早期的思想家来看，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懂得民间疾苦，从而在制定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唐朝总结历代政治经验教训，深知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所以政府拥有土地的时候，法律规定要先从无地、少地的家庭开始分配。努力保证农民拥有土地可以耕种，不允许土地随意买卖，凡此等等，只有保证弱势群体的起码生活水平不会下滑，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底线。贞观时期的以人为本政策，至少体现了朝廷是看重长远政治利益的。

贞观之治发生的时候，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日益成熟的时期。尤其是摆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政治，主张实施三省制、科举制等新制度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期，继承历史与文化的积极成果，唐朝迈开了历史性的脚步。贞观之治，是传统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的一个榜样，其治理智慧对后世启发良多。

（摘编自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

谈到设计，大家首先想到美观、酷、炫，这远远不够。

就像设计一个杯子，如果设计者只想着杯子，500年以后他设计的东西还是杯子。但我们要的不是杯子，是解渴，或是为表示心意给朋友当礼品。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设计也不同。工业设计的内涵就是要适应人文环境，同时要解决问题。设计不仅要考虑表面看到的东西，还要考虑适用、安装问题，生产、维修问题以及回收再利用等等。

衣服脏了怎么办，过去都用棒槌、搓板洗，现在有洗衣机了，但一定离不开洗衣机吗？在西方或香港，很多地方都有洗衣房。一边看书、上网、喝咖啡，一边洗衣服，沟通了邻里关系，还节约了资源。洗衣方式随着时代发展而进步，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干净的衣服，而不是洗衣机，这就是共享经济。

中国土地资源有限，人口众多，今后的发展需要设计。设计要提出健康康合理的生存方式，它不是要人买什么东西，而是通过现代技术、现代方式的融合提出新的方案，把问题解决了。

工业设计不是设计一个物品，是要能生产、制造、流通、使用、回收，这是设计要考虑的。只钻在技巧或手段上，没有系统思维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

我们现在提出中国方案。中国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中国到底要做什么？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这是优势。但地大了什么地形地貌都有，发展不平衡，且人均资源也太少。

因此设计者首先是要理解中国传统精神，不要只追求表面符号。中国的传统丈化、传统哲学重点不是物和符号，而是传统精神。设计要看到传统的优势。注重研究人的行为，研究人行为发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走在世界的前面。

工业设计是中国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器。中国方案要通过设计角度提出来。

迄今为止，我们引进的技术，大都仍在引进时的水平上徘徊。外国人不让我们引进的，我们都创新出来了，而且跟世界可以比肩。这就是引进后消化的问题。中国是制造大国，“制”是人家的标准工艺流程，流水线是人家的，我们只是“造”。所以转型升级做的就是消化，要把自己做大做强，解决中国“制”还是中国“造”的问题。

以解放牌汽车为例，1957年建厂，引进苏联技术，到1987年生产的还是四吨半的车，30年没有消化创新。高铁是日本、德国、法国的原始专利，它们的高铁遇到的问题很小，到中国遇到的问题复杂多了，一个春运就是二三十亿人次的流动，南北、东西各5000公里，有冻土带、沉降带，有高原、沙漠。经过消化创新后，中国的高铁专利，远超那几个国家。

中国设计不能单打独斗，要合作。工业化最大特点是有了机器，有了流水线、所以要分工提高致率，但合作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在工厂，图纸是命令。上流水线之前，在精密分工之前，必须想着每一道工序跟下一道工序，每个零件跟所有的零件能组装成一个合格产品。工业设计的最大特点是生产关系变了，产业链改变了，分工合作机制变化了，设计不理解这个，将永远在后面爬，而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

（摘编自柳冠中《工业设计：打造我们自己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18.6.24）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词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受到重视，朝廷往往从民间征召“笔杆子”。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等辞赋名家，最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也没广告分成一说，自媒体人靠什么获取报酬呢？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就是因打赏而来。

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蜀地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载，王褒才华横溢，擅长辞赋，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等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后来，稿费制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代，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的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润笔。尤其是韩愈，他擅长写墓志、碑文，有时一篇碑文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墓志、碑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辞。其实，“谀墓受金”者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说法也曾被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就已存在。

尽管润笔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早，但一直到宋代才成为一种定制，形成类似于现代稿费制的“润笔制”。

“写软文”被现代一些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的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早在汉代便出现了相当出名的软文，如司马相如写的《长门赋》，司马相如在序文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的创收手段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润笔之外，还有“卖文”“提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 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文化是庞大的集合体，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按社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分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和都市文化。

乡镇文化指从农村生活方式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数千年来注重礼教伦常就是乡镇文化的结晶，从中分离出来的是山林文化。

山林是隐士栖身所在。逍遥自在、复归自然，是他们的中心口号，佛老思想为这种人生态度提供了思辩外壳。不过，人总要生存，衣食住行须来自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隐士仍要卷入现实社会关系之中，这常给隐士心态造成二重性。

江湖文化大体由乡镇文化的下层脱胎而出，指流浪人特别是游侠的活动。侠没有固定职业，受雇于人，用暴力替雇主完成使命，战国时代常成为贵族斗争的工具，构成与国家政权对峙的社会势力。汉曾大力摧抑。唐宋以后，侠逐渐分化，一批人以城市为基础，结成帮会，鱼肉平民；另一批人则占据草泽，打家劫舍。因其与封建政教法令相抗，有时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表现形式；而盲目效忠恩主，讲求江湖义气的思想也易为统治势力所利用。“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已升华为社会道德，与士大夫文人宣泄抑郁不平之气的愿望结合起来。汉魏盛唐诗歌有关游侠的题咏，是这种士人心态幻化的结晶。宋明理学兴起，任侠带异端嫌疑，侠义传统却在传奇小说、宋之话本、明清演义中获得发展，表明游侠风气向市民心曲过渡，跟鬼神、清官故事一样，是市民阶级软弱的正义感的显影。

都市文化是异质环境里生成的文化形态。中国古代都市常是封建政府所在地，市民阶级十分软弱。追逐财利，物质欲望是都市文化的出发点。利欲观念又会不断演进，财利可提高政治权利，物欲可扩展到性欲、情欲。中国都市文化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充分，前一方面不很明显。市民色彩最浓的话本、戏曲，鼓吹发财致富，称扬自由情爱以至露骨的性描写，比比皆是，而民权则付阙如，要有也仅限于对侵害人身、财产、婚姻等现象的揭露，未提到法权原则上来，更谈不上争取参政权、执政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