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是一种生活，要正确理解“美好生活”，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生活”。一般来说，生活是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是人生存发展的整个过程。既指人当下的生活，也包括人整个一生的全部生活。因此，生活即人生，美好生活既指当下生活美好，也指一辈子生活美好，即美好人生。这就是中国古典“五福”幸福观所表达的意思。

人的生活受家庭、社会等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其状况更直接取决于生活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影响生活状况的主观条件包括许多方面，而其集中体现就是人格。人格是一个人人性禀赋、环境影响和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它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标志，也是一个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人生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格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生活得好坏来说至关重要。有好的人格才会有好的作为，有好的作为才有高品格的生活，而这种高品格的生活才是真正意义的美好生活。

人格由观念、知识、能力、品质等主要个性心理特征构成，表现为一个人具有一致性、稳定性的总体个性特征和完整精神面貌。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教育、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性现实化的结果。人格是剃断一个人及其生活的内在根据，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人格对人性实现的程度。人性包括人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的各种潜在规定性。是由这些潜在规定性构成的复杂而统一的整体，而谋求存在得更好则是人性的根本规定性，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人身上体现为各种不尽相同的潜质。由这些潜质构成的整体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隐含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是人生复杂结构的深层结构。人性虽然是潜在的，但可以现实化为人格，并通过人格见之于人生。

人格的形成意味着人的成熟，人格的发挥则是人的生活，而人格本身是人性的现实化。因此，人的生命过程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作为人整个现实生命过程的人生。作为个人综合规定性的人格，以及现实化为人格的人性。人生——人格——人性，这是人从表层到深层的结构，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在这个结构中，人格是关键性因素。动物生存的模式是需要——行为——满足。而在人这里，在需要与行为之间增加了人格这个十分复杂的环节，并在满足之后还增加了一个享受的环节。因而人生存的模式就成为需要——人格——行为——满足——享受。人格的形成不仅表明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也表明人具有了人的根本规定性(自为性)和本质规定性(社会性)。人格这个层次的逐渐形成体现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它是文明进化的积极结果，有利于人更好地生存发展。人格是人性与人生之间的枢纽。经过这一枢纽，人性得以实现的人生才有可能变得丰富而深沉、优美而崇高，并具有一贯性。

(摘编自江畅《人民美好生活的个人创造之维》)

如果诗可以看作一切艺术的核心，那么诗歌的兴衰，可以说明艺术在一个时代的一般命运。在以往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诗人都拥有崇高的地位，甚至被喻为‚无冕之王，尤其是古代中国，简直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则被赋予了‚动天地而泣鬼神、和四时而育万物‛的力量。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但诗歌已经被远远地边缘化，文学也已经被宣告即将终结。

以往时代的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恢弘的力量，那是因为它是与天地宇宙共生一体的。用舍勒的话说：诗人是‚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文学的力量亦即人的精神力量，原来是植根于天地自然之中的。所以，当天地自然蒙受贬抑、伤害、羞辱、遗弃的时候，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也就必然衰败枯萎下来。

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剥夺了人对自然界的直接体验，使人们远离事物的原生态。正如同曼德所说：当我们居住于城市中，人与地球的直接体验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所有的体验可以说都是间接的。……所有植被也被人类的思维所局限、被人类按其品味任意改变；野生动物消失殆尽、多石地带不见了踪影、花开花落的反复循环也不复存在。甚至连昼夜也无区分。‛这样的生活现实，无论是对于诗歌的创造者还是鉴赏者，都是要命的，因为诗歌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之根。也有人把信息时代的电子艺术、数码艺术看作艺术工程的重建。曼德则认为重建的已经不是艺术，起码已经不是原来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生根发芽的文学艺术。

在语言已经严重蜕变的时代，诗人还能有什么回天之力呢？在语言干涸的泥潭中，写诗注定要变得越来越艰难，即使真有不甘失败的诗人，最好的结局恐怕只能是与这个时代的语言同归于尽。文学艺术遭遇到的，实际上也是一场生态灾难。而文学批评本该对身陷艰难时世中的文学艺术伸出援手，遗憾的是无论西方东方，文学批评这次全都显得异常麻木迟钝。在这个精神气息异常稀薄的时代，原本已经有待拯救的文学艺术，是否还可能成为拯救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尤其在生态领域更是如此。

21世纪初，时代的格局已经悄悄发生了某些变化，现代史中的战无不胜者有可能成为被挑战的对象，而今日的待拯救者，比如自然生态与文学艺术则有可能担负起救助的使命。在人类社会的那个最初的原点，诗歌、艺术曾经就是人类的生长、繁衍、创造、自娱、憧憬、期盼，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吹拂在天地神人之间的和风，就是灌注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灵气，就是人生的绝对使命最高存在。人类曾经与诗歌、艺术一道成长发育，凭靠着诗歌与艺术栖居于天地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

（摘编自鲁枢元《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

材料一：

物流是链接供应端和消费者之间的重要纽带，物流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随着快递业的高速增长，末端派送成本也不断增加，尤其是物流末端消化能力的不足，等待时间长、派送时间冲突等，严重制约着整个物流行业效率的提升。快速、智慧、高效、互联已经成为物流发展的主要目标，智能快递柜的出现，开启了终端物流降本增效的道路，为消费者和快递员都减少了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摘编自《2018年Q1智能快递柜市场分析报告》，“搜狐财经”2018年5月28日）

材料二：

智能快递柜作为解决快递包裹“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有效方式，通过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寄件、取件服务，缓解快递末端行业的人力成本压力，并凭借着隐私保护方面的优势逐渐被用户接受和习惯。然而，由于智能快递柜的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较高，仅凭单一的快递服务功能较难盈利，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的推动下，为深入挖掘末端配送服务潜藏的商业价值，必须通过拓展其他辅助功能和增值服务探寻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此提高末端收益。

智能快递柜的运营主体包括各大快递公司网点、物业（高校、写字楼、社区、园区工厂、医院等场景）、快递第三方平台等。运营主体不同，智能快递柜的盈利模式也不同，而不同的智能快递柜盈利模式则对应着三种确定的盈利点。智能快递柜的盈利点包括基本功能、辅助功能和增值功能带来的快递收益、广告收益和增值收益。智能快递柜的快递收益于寄件、收件、逾期取件产生的费用利用智能快递柜柜体广告、显示屏广告、微信端的广告位投放创造广告收入通过智能快递柜的使用，将线下用户引流至线上，为线上用户提供外卖、鲜花、洗衣、在线商城等便利的本地生活综合服务，从而挖掘流量的盈利点。

不同的运营主体针对自身发展目标拓展智能快递柜的盈利点，从而决定了智能快递柜的盈利模式。

（摘编自《从智能快递柜的市场布局洞悉其盈利模式》，“亿欧”2019年5月23日）

材料三：

快递配送“最后100米”痛点问题，可以说由来已久。《快递暂行条例》明确，快递应由收件人或代收人当面验收，即使要放快递柜、代收点也应该事先告知客户并取得许可。从去年5月1日该条例实施以来的现实看，效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好，所以找准病根治病才是关键。

政策宣传学习不深入。此前媒体报道，有快递员直言“以前一直都这样，不清楚（现在）这个规定”。宣传不力责任不仅在执法部门，也包括快递企业经营者等多方面。连政策都不清楚，不执行、弱执行在所难免。

法规落地监督不到位。这既包括快递企业对快递员缺乏及时监督，也包括执法部门对落实不力的快递企业监督处罚不到位。光有法规是不够的，只有新规制定，却没有严肃的执法查处代价，落地不力也就并不令人意外。

配套措施不充足。一些新规的落实，也意味着成本的上升，有些快递企业显然并没有做好充足准备。比如在快件是否放快递柜的问题上，如果全部事先征求客户意见，会明显增加快递员的话费支出，以及降低派送效率，快递企业却没有及时予以足额补贴和工资发放方式调整等。

经营模式有掣肘。新规难执行，跟不同快递行业发展模式有关。新规里的投放要求，对于直营的快递公司来说，执行起来问题不大，但对于一些加盟的快递网点来说，则可能遇到更多阻力。加盟点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对总公司的要求阳奉阴违并不鲜见。

（摘编自余明辉《破快递“最后100米”痛点亟待“综合处方”》，“中国青年网”2019年5月17日）

怜子如何不丈夫

——超级“奶爸”鲁迅的另一面

李晌

海婴，即上海出生的婴儿。

1929年9月27日，计划外的小生命一来到世间，鲁迅就投入了一生最温存细腻的爱，他认为孩子既然生了，就要尽心养育，自嘲为这孩子“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鲁迅对海婴的爱并不是嘴上说说笔下写写，他是身体力行的超级“奶爸”，他自己给海婴洗澡，不让护士代劳，自信有学医的经验，绝不用没有烧开杀菌的水。海婴生来体弱，鲁迅又格外上心，稍有风吹草动便要就医，日记中有上百次带海婴就医的记录。

婴儿前半夜睡足了，到午夜往往要醒来，为了让许广平能充分休息，每天夜里12点，鲁迅准时放下笔，上楼接替女佣，陪孩子玩，玩困了他也有办法哄睡，弯着双臂成摇篮，抱着海婴在房中来回走着，唱着他自编的歌谣。

从1932年9月鲁迅开始四处看房，最后看中了虹口公园东南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

从搬进大陆新村到鲁迅逝世，海婴从三岁半长到七岁。孩子幼时，鲁迅悉心担负养育看护的责任；孩子大些，鲁迅又是贴心的朋友。童年时父亲的威权式教育给鲁迅留下心理阴影，其实同时代所有人大抵如此，只不过自己做了父亲之后还要重复威权，但鲁迅早就决心改变这一套逻辑。他在1919年就写了《我们怎样做父亲》，声明对孩子的爱“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另外两个关键词是“指导”和“解放”。海婴当面说：“我做起爸爸，还要好！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哈哈大笑把这造反的话写信讲给朋友。

一楼的会客厅中有一台留声机，鲁迅原本不喜欢留声机这类嘈杂的洋玩意儿，因海婴看到日本邻居家有，闹着要，鲁迅专门买给他，先买来的没有邻居家的大，又和商店换了两次，直到海婴点头为止。留声机对面的玻璃柜里摆满了海婴的玩具。从前鲁迅除了书店不逛任何商店，有了海婴之后，去稍远的地方，他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摊上认真挑选。所以每次他出门久了再回来，海婴都要夺过包裹检查一下。有他的礼物便欢跃而去，要是鲁迅只买了自己的书，海婴就要失望了，鲁迅会诚恳道歉，答应下次一定买。

二楼是客房和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书桌照例摆在窗前以获取最佳的采光，旁边是鲁迅晚年最常用的藤躺椅。书桌书架整齐如药房。他常对许广平说，东西的位置是不能变的，连许广平都不能随便借他的书看，唯独海婴有特赦权可乱翻乱看。海婴专门喜欢在爸爸工作时出其不意捣乱，抢笔抢书，即使最忙的时候，鲁迅也会停下笔敷衍几句，不会断然赶走。如今流行“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尊重孩子”这样的格言，鲁迅在当时就有此觉悟。他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陪海婴玩，父子俩并排挤在躺椅上，或是海婴骑在爸爸身上，边吃零食边聊天。

书桌旁一张简单的铁架大床，上面挂着许广平绣制的白色床幔。鲁迅的床本来是更加高档宽阔的，有着西式的雕花木床头，据许广平说，那张床是上一户租客留下的。保姆许妈带着海婴睡觉，为了让他们睡得更舒适，鲁迅把大床搬进了三楼海婴的卧室。三楼卧室是整栋房子最好的房间，墙上挂着日本画家为刚出生的海婴画的睡姿肖像，还有鲁迅为他挑选的充满童趣的油画作品。那张雕花大床上还摆着当年的小枕头，上面绣着海婴的名字。

（摘自《报刊荟萃》2016010期）

（相关链接）

海婴把瞿秋白夫妇送的一套“积铁成象”玩具给拆了 ；把鲁迅给他买的留声机也给拆了……但鲁迅从来没有阻止过他，也没有因此而打骂过他，显然，鲁迅明白满足孩子好奇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海婴的叔叔周建人购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各一套给海婴。《儿童文库》内容较浅，许广平当即就让海婴看了；但《少年文库》内容较深，许广平担心海婴看不懂，就收藏起来，想等海婴长大一些再让他看。但海婴看完了《儿童文库》后，就向许广平吵着要看《少年文库》，许广平不肯给，海婴坚持要，争论的声音被鲁迅听到了，他便让许广平把《少年文库》拿出来给海婴看。鲁迅从来不过问海婴的阅读，不问他看了些什么，或是指定哪几篇，或是要求背诵哪几篇。……许广平也曾在回忆中提到过，她总结说 ：“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海婴）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海婴后来果然没有如父亲所担心的成为空头家，而成了一名优秀的无线电专家，这或许与鲁迅成功的家教方式不无关系吧。

（节选自《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作者：唐宝民）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衹。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