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怜子如何不丈夫
——超级“奶爸”鲁迅的另一面
李晌
海婴，即上海出生的婴儿。
1929年9月27日，计划外的小生命一来到世间，鲁迅就投入了一生最温存细腻的爱，他认为孩子既然生了，就要尽心养育，自嘲为这孩子“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鲁迅对海婴的爱并不是嘴上说说笔下写写，他是身体力行的超级“奶爸”，他自己给海婴洗澡，不让护士代劳，自信有学医的经验，绝不用没有烧开杀菌的水。海婴生来体弱，鲁迅又格外上心，稍有风吹草动便要就医，日记中有上百次带海婴就医的记录。
婴儿前半夜睡足了，到午夜往往要醒来，为了让许广平能充分休息，每天夜里12点，鲁迅准时放下笔，上楼接替女佣，陪孩子玩，玩困了他也有办法哄睡，弯着双臂成摇篮，抱着海婴在房中来回走着，唱着他自编的歌谣。
从1932年9月鲁迅开始四处看房，最后看中了虹口公园东南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
从搬进大陆新村到鲁迅逝世，海婴从三岁半长到七岁。孩子幼时，鲁迅悉心担负养育看护的责任；孩子大些，鲁迅又是贴心的朋友。童年时父亲的威权式教育给鲁迅留下心理阴影，其实同时代所有人大抵如此，只不过自己做了父亲之后还要重复威权，但鲁迅早就决心改变这一套逻辑。他在1919年就写了《我们怎样做父亲》，声明对孩子的爱“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另外两个关键词是“指导”和“解放”。海婴当面说：“我做起爸爸，还要好！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哈哈大笑把这造反的话写信讲给朋友。
一楼的会客厅中有一台留声机，鲁迅原本不喜欢留声机这类嘈杂的洋玩意儿，因海婴看到日本邻居家有，闹着要，鲁迅专门买给他，先买来的没有邻居家的大，又和商店换了两次，直到海婴点头为止。留声机对面的玻璃柜里摆满了海婴的玩具。从前鲁迅除了书店不逛任何商店，有了海婴之后，去稍远的地方，他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摊上认真挑选。所以每次他出门久了再回来，海婴都要夺过包裹检查一下。有他的礼物便欢跃而去，要是鲁迅只买了自己的书，海婴就要失望了，鲁迅会诚恳道歉，答应下次一定买。
二楼是客房和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书桌照例摆在窗前以获取最佳的采光，旁边是鲁迅晚年最常用的藤躺椅。书桌书架整齐如药房。他常对许广平说，东西的位置是不能变的，连许广平都不能随便借他的书看，唯独海婴有特赦权可乱翻乱看。海婴专门喜欢在爸爸工作时出其不意捣乱，抢笔抢书，即使最忙的时候，鲁迅也会停下笔敷衍几句，不会断然赶走。如今流行“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尊重孩子”这样的格言，鲁迅在当时就有此觉悟。他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陪海婴玩，父子俩并排挤在躺椅上，或是海婴骑在爸爸身上，边吃零食边聊天。
书桌旁一张简单的铁架大床，上面挂着许广平绣制的白色床幔。鲁迅的床本来是更加高档宽阔的，有着西式的雕花木床头，据许广平说，那张床是上一户租客留下的。保姆许妈带着海婴睡觉，为了让他们睡得更舒适，鲁迅把大床搬进了三楼海婴的卧室。三楼卧室是整栋房子最好的房间，墙上挂着日本画家为刚出生的海婴画的睡姿肖像，还有鲁迅为他挑选的充满童趣的油画作品。那张雕花大床上还摆着当年的小枕头，上面绣着海婴的名字。
（摘自《报刊荟萃》20160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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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婴把瞿秋白夫妇送的一套“积铁成象”玩具给拆了 ；把鲁迅给他买的留声机也给拆了……但鲁迅从来没有阻止过他，也没有因此而打骂过他，显然，鲁迅明白满足孩子好奇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海婴的叔叔周建人购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各一套给海婴。《儿童文库》内容较浅，许广平当即就让海婴看了；但《少年文库》内容较深，许广平担心海婴看不懂，就收藏起来，想等海婴长大一些再让他看。但海婴看完了《儿童文库》后，就向许广平吵着要看《少年文库》，许广平不肯给，海婴坚持要，争论的声音被鲁迅听到了，他便让许广平把《少年文库》拿出来给海婴看。鲁迅从来不过问海婴的阅读，不问他看了些什么，或是指定哪几篇，或是要求背诵哪几篇。……许广平也曾在回忆中提到过，她总结说 ：“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海婴）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海婴后来果然没有如父亲所担心的成为空头家，而成了一名优秀的无线电专家，这或许与鲁迅成功的家教方式不无关系吧。
（节选自《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作者：唐宝民）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鲁迅先生早年曾在日本学医，所以照顾起海婴来比一般人更加的小心细腻，譬如，如果水没有经过烧开杀菌，是不能直接给海婴使用的。 |
| B．鲁迅买来一台留声机只为讨好海婴，并且为了比邻居家的留声机还大，又和商店换了两次，直到海婴满意为止。这体现了鲁迅先生对海婴无原则的溺爱。 |
| C．为了不给孩子的童年留下心理阴影，鲁迅一直致力于做一个民主的父亲，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深刻地知道专制的封建家长会给一颗幼小的心灵带来怎样的伤害。 |
| D．鲁迅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陪海婴玩，有时父子俩并排挤在躺椅上，有时海婴甚至骑在爸爸身上，边吃零食边聊天。这一举动生动的诠释了当时流行的格言“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
| E．为了让海婴睡得更舒适，鲁迅不仅把整栋房子里最好的三楼卧室给海婴住，还把自己原本的西式雕花大床搬进了海婴的卧室。这有悖于“穷养儿子富养女”的古训。 |
【小题3】自海婴降生，鲁迅先生就投入了一生最温存细腻的爱，请列举具体事件加以说明。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崇洋媚外”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有些火，那些对西方文明热情拥抱的国人，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词条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纪，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中国文明充满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两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等等，无一不受到思想启蒙家们的盛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据说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思想家（而不是普通老外）笔下这些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据说是“爱国分子”的国人，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于像拜伦这类疯子式的天才诗人，将中国虚化为一个理想物也就更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启蒙思想家们是由于脑袋发热，而看不到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种种缺陷。比如同时代的卢梭就认为，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而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以至于在孟德斯鸠看来，不免有些悲观地不确信“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
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观，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不过是他们按照“既定需要”主动剪裁了的文明片段。欧洲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急需一种外力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中国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等等。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而不会改头换面全盘中国化。西方人历来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于“以华为师”的。据说当年腓特烈大帝在伏尔泰思想的蛊惑下，曾试着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只可惜这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被吃了个闭门羹。腓特烈大帝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中，恼羞成怒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后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是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于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而且还要警惕这样一种盲目乐观心态：看着发烫的“中国热”，便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这当然不是否认莫言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及“影视”的传播。因此， 如官方所说的“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说是翻译（传播）的胜利， 至少说是两者的胜利。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乏善可陈，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话语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老是仰西方人之鼻息，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盲目搞出一套标准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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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是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