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把陶渊明也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我们发觉他可能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可能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悽悽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远年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已经20周年，2018年无偿献血人次超过1500万，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目前仍然有大量的病人急需临床等待输血，部分城市偶发“血荒”。在与死神赛跑的道路上，如何让更多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挽救更多的生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在探索一个机制，希望在大城市建立一批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伍，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市，一旦出现血荒，这些队伍能拉得出来，参与献血，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容易解决血荒问题。这些队伍要有一定的规模，不是十几个人，而是上百、几千人的队伍。当然，一些特殊类型 的血液只能靠特殊人群建立志愿捐献者队伍来解决”。

（摘编自《红会探索建立无偿献血志愿队》，《北京青年报》2019年3月11曰）

（摘编自王翠娥、潘凌凌等《浙江省无偿献血人群人口学特征分析》，《预防医学》2018，Vol。30，No。3）

日前，由西安铁一中6名学生提出的模拟“提案”——《关于进一步推动无偿献血工作确保医疗用血充足供应的建议》，受到驻陕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杨正国的关注，并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全国两会。

“2018年，全国范围内互助献血的取消，使无偿献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调研中，团队成员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无偿献血知识普及度不高，献血人数比例偏低，各地差别较大；献血点设置不合理，中心血站覆盖供血半径较大；献血者及其亲属用血费用报销流程烦琐，影响献血者的积极性；信息化建设程度不高，献血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摘编自《6名高中生关注无偿献血“提案”提交全国两会》，中青在线2019年3月9曰）

现如今，世界献血者日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献血，各地都陆续推出精彩纷呈的献血活动。

美国为了鼓励人们献血用了各种各样的奖励办法。在密歇根州，献血者可以获得纪念T恤和帽子；在圣迭戈，献血者可以免费观赏鲸鱼；而克利夫兰市的红十字会更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献血者可以免费乘车到商业区品尝自己喜欢的饮料。

日本各地献血室正绞尽脑汁吸引年轻人献血。本土“动漫”风加上年轻人所钟爱的杂志和零食是日本部分献血站等候区的特色。献血者可以在采血时边看电视，边舒缓情绪，有的甚至还提供免费的美甲和按摩服务。献血屋不仅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服务设施完备，更重要的是献血屋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服务细致，使献血者真切地体会到了被尊重的感觉。

（摘编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带你看看国外无偿献血》，浙江省血液中心2018年4月13日）

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王建军

因血缘关系而萌发的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最为自然最为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并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的轨道，将对家长的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的影响及古代思想家们的包装下，这种血缘关系的不同却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尊卑的客观基础，成为家庭成员之间贵贱亲疏的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的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古代家庭中的儿童备受其害。可这压抑儿童天性有损家庭和睦的家庭教育主张却能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萌发于血缘之情的孝悌之德不仅具有“事亲”的效用，而且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身居这一文化环境中，任何家庭都难以摆脱这一教育模式的张力。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并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谐，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庭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继承家庭传统的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无论何等家庭，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这一目标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从中吸取教训，免蹈覆辙。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读书乃是谋生的第一要务，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趋向。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家庭“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的追求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