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人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选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有删改)

图表一：你不让座的理由

图表二：你通常会给哪些人让座

图表三：如果发现真有人需要座位，对于不让座的人，你怎么看？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常常越俎代庖，“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做”。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有删改)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间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行、成色。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编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有删改)

天下一轮春秋月

⑴当今世界，乱云飞渡，危机四伏，人类仿佛在踢一场找不到球门的球赛。怅然回首，那一瀑穿越了两千多年混沌、彷徨与苍凉的月华，从孔子诞生地尼山的上空静静地流淌下来，几分清朗，几分暖意。

⑵2500多岁的孔子老得像一尊雕塑，拱手静候在思想隧道的最幽深处。他比苏格拉底年长82岁，比柏拉图年长124岁，比亚里士多德年长167岁。这意味着，中国的孔子以领先西方思想源头“古希腊三贤”的脚步，接举了人类文明的圣火。

⑶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⑷“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和谐社会”、“大同世界”，是历代儒家的共同理想，是中国梦的滥觞。以“和”为□，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友好接驳，没有古希腊文明进程中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暴风骤雨，没有罗马天主教十字军东征的腥风血雨，也没有欧洲“五月花”号的凄风苦雨；以“和”为□，儒家主张平等，反对使用武力，中华帝国曾成为调停纷争、震慑强梁，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以“和”为□，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扶桑，郑和七下西洋，唐蕃古道，丝绸之路……海上生明月，儒香传万里；以“和”为□，中华文明雄峙瀚海，引渡异域文明的夜航，马可·波罗、利玛窦、遣唐使踏浪而来。“协和万邦”是共性的“最大公约数”，“和而不同”是个性的“最小公倍数”，如何求“和”，我们今天仍然要向孔子叩教。

⑸孔子是人类的慧根。他指点了中华文明的共有圆心，也开辟了世界文明的东方原点。孔子师先儒而有独创，集大成而有深造，尊古但不守旧，坚守却能应变，创新与包容的禀赋优势成就了儒学的博大精深。其后，孟子、荀子、汉唐经学、程朱理学……直至现代新儒，儒家文明蔚为大观。在东方，它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地；在西部，它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生相荣；大约400年前，《论语》等儒家经典就译为法文、英文、拉丁文，影响过伏尔泰、马克思等大批西方思想家；儒家思想在与外来佛教、基督教的碰撞中借鉴吸收，以超强的内敛能力、消化能力、同化能力和愈合能力，守住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主体，为形成和接续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

⑹近年来，西方一些机构评选“十大思想家”、“100位影响历史的人物”等，孔子或名列前茅或位居第一；一些国家矗立起孔子雕像，建立了儒学研究机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东门上方，孔子与犹太人先知摩西、古希腊政治家梭伦的雕像并列镶嵌以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聚首巴黎，呼吁“以中国孔子的智慧帮助全人类应对21世纪的挑战”……

⑺面对差异与分歧、冲突与动荡，面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灾难频仍、人道主义危机红灯频闪的当今世界，孔子的公平、博爱、和谐理念，能否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蓊郁的儒家文明之树能否让躁动的心灵找到安栖的枝头？

⑻孔子是世界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⑼先秦时期，儒家学说只是受到某些统治者的青睐，孔子也只因个人才干卓越而受到器重，其主张并没有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他只是一钩新月，孤独地发着清辉，甚至只是一炳烛光，只能照亮近处，温暖周围。

⑽但光芒自有力量，哪怕微弱。历代仕儒们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以微风细雨滋心润物的方式点化冥顽、教化苍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凝成古代君子的品格，塑成中华民族的性格，如长风浩荡，如丰碑凛凛。

⑾两千多年来，仁、义、礼、孝、德等诸多儒家元素，写进我们的课本，嵌入我们的名字，镌刻在广袤神州楼阁宅院的门联匾额上，约定在古老国度的家训族规乡风民俗中，流进我们的血液，成为民族道德星空的北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道德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谐观等，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绿叶葱茏。

⑿光必有影，丰碑的背后有影随形。

⒀孔子对周礼的尊崇导致了后人对复古循旧的固守，儒家对官本位、权力等级意识的强调禁锢了人的能动性，极端的愚忠愚孝愚贞观念造成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爱亲”之仁与“利国”之仁往往存在矛盾，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常常出现两难。孔子编经，秦人灭经，汉人尊经，唐人注经，宋人疑经，被焚毁、被打倒，被尊奉、被扬弃，儒家学说命运多舛。许多要素被发扬光大，一些精华被毁灭殆尽，不少糟粕被渲染放大，各种唯心成分如杂草丛生。经过两千年长途旅行的古老儒学，仍需要“洗洗澡”、“治治病”，一掸陈年的积垢。

⒁儒学是人学不是神学，儒教是教化不是宗教。儒家是思想舞台的要角，但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更不是历史舞台的长角，许多文化责任不能由儒家独担，更不能让孔子全部买单。孔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不是全部，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但不是全体。只有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才能还原真实的孔子。

⒂中国是孔子的故园、儒家的摇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代中国所遵循的创新理论之所以生机勃勃，是因为其中国文化底蕴深厚，这就是中国特色。如何在波澜壮阔的科技浪潮中绽放思想的光芒，在此起彼伏的战争狼烟中发出文明的信号，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中确立道德的标杆，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精神的里程碑与灵魂的红绿灯，这是儒家的新担当。文过饰非与吹毛求疵，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如果把孔子思想从我们的血管、骨骼中抽空，中华民族就会思想贫血、精神缺钙，中华文明就没有了生命的底色。

⒃青史不泯，经典不老。我们应该高声吟诵民族的经典，就像基督徒读《圣经》、穆斯林背《古兰经》。一个心中没有神圣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民族，一个不珍视自己经典的民族是没有力量的民族。

⒄揣一本《论语》在胸口，人在长河中行进，心在长天里漂洗。回头看月，淡云轻拂，那玉盘上分明写着四个字：光而不耀^（1）。  

（取材于刘汉俊同名散文）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把陶渊明也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我们发觉他可能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可能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悽悽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远年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 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