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古各个王朝的核心区域（中国）很小，但与当时王朝之外的文化，有着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过去认为相对封闭的上古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周边的文化、种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当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统都未必像古史传说中“黄帝之苗裔”那么单纯，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个“汉族”或“华夏族”吗？傅斯年就不那么认为，他说，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东夷与西夏冲突交融，甚至是“夷人胜夏”的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向来被认为是后来中国文化源头的齐鲁，其实也是夷人的中心。还有人更说，殷商的文化渊源“与日后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关系”。
在我看来，那种整齐同一、秩序井然、边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后世的追怀和想象，就像把周礼归之于周公制作一样。其实，大体能够称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传统的交织，即“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现在看来，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对于所谓“文化”或“传统”，其实处在一种并不“自觉”而只是“自在”的状态，看上去“混沌”的和谐，其实包孕着种种“七窍”的差异。正因如此，“礼崩乐坏”的时代，恰恰成为“文化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便导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现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学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种各样冲突的知识、信仰和风俗，正是在这个多元而分裂的时代产生的，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恰恰提供了后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无尽资源。
因此，秦汉一统王朝继承下来并且扩而大之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杂糅了各种种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错的空间。不过，汉族“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却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将这些杂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铸起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开始形成“中国的”文化世界，而“中国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来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压力下，开始浮现。
应该承认，由于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想象与传说中“九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国”开始出现，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民族开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王霸道（儒法）杂之的政治、汉字书写的习惯、宗族伦理的秩序等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一句对中国的自我描述，说明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这已经大体划出“疆域”，它表明“中国”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原指中国古代王朝的核心区域，范围不大，与周边文化有某种联系。 |
| B．“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是秩序井然、边界清晰的“周文化”的核心。 |
| C．秦汉一统王朝的“中国”与先秦时期的“中国”，在内容、含义上已有不同。 |
| D．汉民族的形成，既与秦汉时期的文化政策有关，也与“九州”的想象有关联。 |
| A．文章以“中国”的概念变迁为主要脉络，阐述了汉民族文化初步形成的过程。 |
| B．作者引用傅斯年的观点是为了证明商代并没有真正的“汉族”或“华夏族”。 |
| C．对于“中国”的内涵，作者引用各种史料加以辨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
| D．作者认为“中国”主要是制度、思想、文化层面的内容，与地理疆域关系不大。 |
| A．“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比大一统时代为后代提供了更多的思想文化资源。 |
| B．“中国”文化世界的形成与相应的“中国的”文化认同几乎是同步出现的。 |
| C．“中国文化”的形成是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王朝政权统一的结果。 |
| D．《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既着眼于地理疆域，也着眼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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