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王光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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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工程”)。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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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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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

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 Script 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选自《光明日报》)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摇碎一湖金  (有删节)

陈祖芬

(1)平湖秋月这个所在，好似伸进西湖的一个楼台。楼台一角，一柱圆月灯，几株垂杨柳，柳丝掩映，月影婆婆。树们背光而立，依稀地幽幽发光，幽幽地依稀低语。湖边夜间的树，蒙上了月笼纱，就不是树林而是树雾，林深处便如云深处。我不由想起贾岛的“云深不知处”。独行的、结伴的人们步入云深处，便是林仙云仙。

(2)一轮画舫，灯光闪烁着徐徐开过，好像一座流动的亭台楼阁。又有扁舟摇来，船上载着一只油灯、三两游客和一轮明月。当然，船上本没有月，但是我想，那三两赏月人，一定把那月也邀到了船上，击节咏叹一夕千年的感觉。

(3)朦胧西湖在群山环抱中，拥着万千宠爱睡去。这一睡，就好像睡进了远古。

(4)杭州的“州”，原先是有三点水的，是“洲”。八千年前，杭州的先民已经生产独木舟。西湖里一叶叶扁舟，讲着悠远的、不尽的故事。西湖的水，本来就是千年诗词。西湖边的老房子里，索绕着太多的记忆，关于民国、明清、南宋和历朝历代的文化因子。

(5)湖对面的山上有城隍阁，有雷峰塔。灯光一起，一阁一塔，被金色的灯光簇拥着，如上天降落的镇湖之宝。金光融入湖水，化成摇动的碎金，一直摇向湖这边，擒碎一湖金。

(6)夜西湖美得让人心醉、让人心碎!

(7)泛舟至长桥，那拱起的上方，挂着一轮明月，似桥的托起，似月的小憩。是桥上月，是月下桥。是长桥月语，是月光桥曲。

(8)古人今人情寄明月，也许，月亮承载着千年音韵万民诗兴，承载着太多的不了情、家国情，所以就有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和普度众生的胸襟。中国的月亮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月亮最重最大。

(9)美国景观设计专家帕西亚·强森感叹:很多人是从中国画知道中国的。到了杭州，才体会到，中国画是怎么来的了。

(10)西湖周边杭州市区有古树名木千九百二十三株。有一千四百二十年的银杏，有一千二百年的樟树，面对这些三百岁、五百岁、一千岁的古树，你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前辈!树们在空中依偎着搭成密密的树廊，高高的古树把人们带进未开垦的蛮荒。偶一抬头，常会产生幻觉:杨公堤对面密林深处或住着先民?现代和古代，只一堤之隔。

(11)而这边，杨公堤的天空，上了湛蓝水彩那么清丽，杨公堤那一道道木桥和一幢幢房子的木边，也清晰得好像是用尺子用笔一道道画出来的。

(12)杨公堤虫声鸟鸣，古道疏影。春日芳馨，秋日丰韵，夏日如锦，冬日如君。一年四季的魅力，都能叫人长叹息!

(13)西湖比树比花还丰富的，是诗文。

(14)杭州前“市长”白居易诗曰:“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杭州又一前“市长”苏东坡在杭州抒发情怀的诗更是有四百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清人《西湖水史》写道:“皎蟾当空，波光生艳，众山静绕，如百千美人临镜梳鬟，四季皆妙。”

(15)西湖是一部液体的书，有历史卷、文学卷、故事卷、神话卷、诗词卷、字画卷，说不尽的上下几千年的丰富和美丽。

(16)杭州诗书与园林荟萃，人文共山水一色。

(17)与西湖直接有关的文化名人至少有一百多，西湖畔若不出一百多名人，还真是辜负了这片山水。在湖边的一条街又一条街，都可以闻到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气息和韵味。

(18)杭州的历史文化只有杭州的自然风景配得上，杭州的自然风景也只有杭州的历史文化配得上。

(19)杭州春有苏堤春晓，夏有曲院风荷，秋有平湖秋月，冬有断桥残雪。仰望双峰插云，俯瞰花港观鱼，远听南屏晚钟，近享柳浪闻莺。更有六和观潮、白马凌空、海立天风、灵隐禅踪、古制飞峰、回龙春淙等等。真是美丽着西湖的美丽，承载着西湖的承载，也承载着今日西湖的光荣与梦想。

(20)西湖无处无典故，无处不景观。杭州半是山水半是城，半是景点半是人。

(21)梁山伯祝英台窗下共读，白娘子许仙雨中同行，佳话连连，美人频频。世人常说西湖很女性，但是西湖的美人缘不盖西湖的英雄气。岳飞于谦、张苍水，杭州堂堂三杰!人在岳庙，凭栏处，潇潇雨歌。抬头望，壮怀激烈!

 (22)西湖人，喝着龙井,剥着莲蓬，论剑称雄，写着今日的西湖重.

 (23)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会议光其指出西湖景观在十个多世纪的持续演变中，使“天人合一”的哲理日臻完善。

 (24)西湖的优雅美丽，那种千丝万缕的脉络，延伸在湖边飘拂的垂柳中，流淌在晚霞烘托的扁舟旁，融会到深秋铺路的黄叶里。

 (25) 明代狂客钟禧有诗曰:“万项西湖水贴天，芙蓉杨柳乱秋烟。湖边为问山多少?每个峰头住一年。”

(26)而我想:湖边为问树多少?每棵树下待半天。

(27)至少，待在夜西湖的树下，看湖里闪亮起雷峰塔和城煌阁那金色的灯光。金光融入湖水，化成摇动的碎金，摇碎一湖金。湖也碎了，心也碎了。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

卖笑的人

海因里希·伯尔

每次别人问到我的职业时，我就感到很尴尬，就会脸发红，讲话结结巴巴，可我一向还被认为是个沉着自信的人。我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瓦工”的人。我羡慕理发师、会计、作家，他们的表白总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些职业本身就说明问题，不需要作长篇解释。相反，对于类似的问题我却不得不回答：“我是个卖笑的人。”这种招认又被要求更多的招认，因为我对第二个问题“您以此为生吗”还得如实回答“是”。我确实是靠我的笑过日子的，而且过得很好，因为用商业术语来说，这是个抢手货。

我是个善于笑的人，经验丰富，谁笑得也不如我，谁也不像我那样能掌握这门艺术的精细微妙之处。为了避免作使人腻味的解释，好久以来我就自称演员，但我的模仿能力和演讲口才都那么差，因此这个称号在我看来距离真实情况甚远。我酷爱真实，而真实情况是我是个卖笑的人。

我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剧演员，我不是逗别人乐的人——我是表演笑的。我像一个罗马皇帝或一个感觉灵敏的中小学生那样笑，我对17世纪的笑和对19世纪的笑一样熟悉，如果需要的话，我能使人听到所有世纪、各个社会阶级以及不同年龄的人的笑声。我很容易学会做到这点，就像有人学会修理鞋子一样。我胸中蕴藏着美洲人的、非洲人的笑，白种人的、黑种人的、黄种人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我就会按照导演的命令使这些笑声回响起来。 不用说，这是一种费力的职业，特别是由于我还熟练地掌握有感染力的笑——这是我的专长。那些三四流的喜剧演员，他们老是担心观众是否能听懂他们的妙语和警句，对他们来说，我同样是少不了的人。人们几乎每晚都能在夜总会里见到我，充当微妙的类似捧场者的角色，每当节目出现了疲沓情况时，我就得去引出观众的狂笑来。这项工作应该做得恰到好处：我那豪放的纵情大笑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它应该来得正是时候——在事先安排好的时刻爆发出笑声，使所有观众同我一道哄叫起来，高潮总算出现了。

于是我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为终于下了班而高兴。回到家里，几乎总是发现这样的电报在等待我：急需您的笑，安排在星期二录音。就这样，几个钟头后我又坐在一辆暖气烧得过分热的快车坐席上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了。

谁都能理解，在工作之余，我再也没有心思笑了：挤奶工人乐于忘掉他的奶牛，泥瓦工乐于忘掉他的灰浆，而且木工家里通常有不好关的门或是不好开的抽屉；糕点师傅喜欢吃酸黄瓜，屠宰工人喜欢杏仁饼，面包师傅对腊肠的喜爱胜于面包；斗牛士把养鸽子作为业余爱好，拳击手见到他的孩子鼻孔流血就会脸色发白。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在下班后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得要命的人，人们也许会理所当然地把我看成一个厌世主义者。 我的妻子在我们刚结婚那几年里时常对我说：“笑吧！”但后来她清楚地认识到我已不可能满足她的愿望。我高兴的是高度严肃能使我那由于过分用力而抽搐的面部肌肉和过于紧张的心弦松弛下来。的确，甚至别人的笑也使我神经紧张，因为它老使我想到我的职业。因此我们安详平静地过着婚姻生活，因为我的妻子也忘记怎么笑了。

我麻木地度过我的一生，很少时候才会露出温和的微笑，我常常问我自己从前是不是笑过，我认为没有。我的兄弟姐妹能作证，我一向是个严肃的人。

就这样，我这个曾以各种方式笑过的人，竟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笑声。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