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是指在知识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它是一种能促使人类预想不存在事物的独特能力，最具改革性和启示作用。想象力是知识的一种创意，是将个人独特的才能、看法转换成新奇而有效的想法，是一种能面对日常生活挑战而衍生出创新主张的能力。它是知识的一种创造，人类的想象力创造了无数知识产品，将来还会创造更多，正是这种创造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它也是知识的一种创新，绝对不会让现有的知识停滞不前，反而能使知识不断得到更新、进化。古人云：“尊新必威，守旧必亡。”历史上有些被认为是最荒谬的想象往往成为人类的创举，想象力能够让知识创造出许许多多人间奇迹。美国《商业周刊》指出，美国公司已经率先步入一个由想象力和创造力主宰的新经济阶段，正通过创新来推动发展。通用电气执行官韦尔奇说过：“创造力和想象力放在企业的环境中就是创新。”正是具备了超凡的想象力，人类才会有今天和未来。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在注重知识的前提下，充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理应成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拐点。

外行莫论曹操墓是一种学霸说法

有关“真假曹操墓”，近日在社会上引起诸多讨论。对此，中科院某专家表示，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

“真假曹操墓”的争论，本属正常的社会讨论。但是社科院专家的“外行论”，却一下子拔高到了话语权的层面。这就如小学生吵架，他们的争吵更多的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事实上，在历史真相面前，没有哪一个人能称为真正的“内行”，所谓“内行”，也都是相对的。社科院专家说人家“外行”，主要是说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流行墓志铭，直到魏晋时期才开始偶尔出现。可是万一哪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真正的曹陵墓志铭，那又作何解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该本着“论从史出”的方法。

做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对待曹操墓的问题上，我们“大胆假设”此墓为曹操墓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关键要落实到“小心求证”的层面。我们要允许别人找出反证，而不是嚷嚷“你无权质疑”，当一个“学霸”。

梁启超先生曾说，史学进步的特征之一是“观念之革新”，这里的“观念之革新”就是一种积极的学术心态，即允许质疑者发出质疑的声音。所以在“真假曹操墓”面前人人都有质疑的权利。

（选自《扬子晚报》2010年1月3日，有删改）

所有深爱，都很平凡

佚名

一个内心柔软的人，是会很爱这个世界的。在四季里，聆听百鸟的声音；在人世间，感受不同的情感；在光阴里，温和谦逊，敬重一切。时常会在某一个清晨，闻到遥远的国度里薰衣草的香味，偶尔也会在一个午后，从书中读到关于你的句子。还会在深夜里，执笔写下的文字里，饱含深意。在这些碎片的时间里，流动着一股暖意的气息。内心的充盈，让时间有情。学会原谅，原谅别人也是放过自己。真正原谅别人的时候，心胸豁然开朗，生命有限，不在一些不值得的事情上纠缠。当我们学会原谅，世界就会变了模样。原来看着很讨厌的人和事，因为原谅而变得不值得一提。这时候的内心，会柔软的看待人和事，所作所为也会大有改变。不再排斥和拒绝，从而关系缓和了，事情顺利了。真正的柔和是发自心底的，爱贯穿着我们的一生。爱上与自己有关的东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能爱上与自己无关的东西，心门才算真正地打开。春天的花开，夏天的海浪，秋天的明月，冬天的飞雪，以及那些需要关爱的人群，真心地去爱这个世界，世界回馈给我们的一定会更多。那时，有人走来，带着春风拂面。田野里的绿意葱茏，也散发着无限深情。眼里的都是美好，心中就生出感动和力量。向上且阳光，乐观而明亮。于是，花香，树绿，水清，万物皆美好。

我是那种极少和人发生争执的人，这源于我的父母对我的爱。爱会让人柔软，那些对岁月尖酸刻薄的人，一定受到过岁月不公平的对待。我体谅那些尖锐的人，却喜欢亲近一些温和的人。被爱滋养着的年岁，没有刻意去雕琢，任由着爱意流动周身，而温和善良。

善良带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很多不图回报的人，无私的帮助我走过一些泥泞的路。性格的柔和善良，使我们自带光芒，在我们身上看见的美好，使一些磨难绕道。“心有桃花源，处处水云间。”一个人的内心成就着这个人的命运，在心中种满花朵，举手投足都会散发清香。那些温和的人，与之相处，特别舒服。知道不会受伤害，更愿意打开心扉去对待。

春来时，细数绿芽。春去时，拾起花香。风雪中，做那个冒着风雪前行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修炼出入世之道，对生命更加通透。这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切是真实的，都能接受。内心坚定而柔软，就有了力量，去面对人间的冷暖。

生活中都有伤害，能对生活说一句：我原谅你了。那一刻，你会感觉释然许多。尽管生活背叛了我们的初衷，在选择柔软的对待时，就已经收获了。包容之心，渐生喜悦。用喜悦的态度面对世间，还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

这一路风景里，选择善良的人与自己同行，跟随着季节的脚步，柔美静好。每一滴雨，都像首诗。曾经深爱过的事物，也是如此。

所有深爱，都很平凡。

愿我们内心温柔而有原则，身披铠甲而有温度。

（编选自《夜读》）

纸上故乡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早年丧父。五四文学之所以在他们手里得到确立，与其丧父经历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极大地改写了家庭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权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人们的观念也会周而复始地传承；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权张扬的历史物理空间。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的实施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这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相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新式教育，更没有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创建主体挣脱了父权藩篱的束缚，这的确是他们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