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部分科学家对气候变暖论提出挑战，认为：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十多年未呈变暖趋势了，符合地球气候冷暖周期交替变化的规律，与人类活动关系不大。

但更多科学家认为：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总体存在变暖趋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结论证据确凿。

研究显示，地球系统接受的太阳短波辐射的能量，有90%多进入了海洋。海水比大气的热容量大得多，上层海洋能量储存在增加，一定程度上消化了由于温室气体增加所吸收的热量。除此之外，太平洋年代际震荡（PDO）会使大气产生年代际波动。2000年以后，PDO转入了负相位，对气温上升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有科学家预计2030年到2035年PDO可能会转入正相位，届时，年代际增暖可能与温室气体增加一起向气候系统施加压力，气候变暖将变得更加猛烈。

另外，太阳的短波辐射在经过大气之后绝大部分可以到达地面，其中大部分又以长波辐射的形式返回太空。这就可以解释，从地面到对流层，温度越往上越低。因为，加热大气的能量实际来自地表。然而，通过计算得出，到达地面的热量与真正反射后从大气顶部排出的热量并不相等。事实上，截留的长波辐射是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和水汽）吸收了。随着温室气体的增加，从大气顶部排出的热量减少，温室效应就加强了，并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因此呈增长趋势。

近年来，西欧、北美、日本以及我国东北部地区冬季多次发生极端暴风雪天气，这些异常天气与北极地区和全球变暖有密切联系。用大气环流的变异理论来解释，正常情况下，北极是寒冷的，而中纬度地区则相对温暖，南北存在温差。这个温差的存在，使得西风急流得以维持，而大气的波动会沿着西风急流传递。由于北极变暖非常强烈，温差变小，西风急流也变弱，大气环流南北向运动加大了，冷空气就会更容易自北向南爆发，导致这些地区冷空气异常强烈，出现暴风雪天气。

此外，根据定量统计，全球陆地和海洋冰川、格陵兰岛的陆地冰原的冰量减少，都是与全球变暖密切相关。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在对海平面变化的基线数据重新进行校正后发现，在过去20年中海平面上升加速的情况可能比之前预想的更加严重。这既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有力证据，也是气候变暖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直接后果。

（取材于中国科学报《全球气候变暖遭“误解”？》）

材料二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打破了地球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碳循环自然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研究表明，如果温度升高超过2℃，人类就会对全球气候失去控制。

全球气候合作治理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利益相关主体如何协同有效参与，一直制约着治理进程和实效。每一个主权国家既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又要维护本国发展利益，并受到国内法律、政策的制约。基于本国经济发展需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型成本考量，多数国家不减反增，呈现出“吉登斯悖论”现象。另外，全球气候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减排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但就技术扩散与转移实效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就技术转让做了大量决定与承诺，但口惠多而实际支持不至。

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担当、积极作为。

一是强化合作治理共识。全球气候合作治理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在近200个国家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定》。确定了各方应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为基础，将世界大部分国家纳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同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二是创新合作治理模式。《巴黎协定》打破了以往不愿减排的行动逻辑，在既定规则前提下，提出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减排机制，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有效避免了部分发达国家拒绝执行议定减排目标的情况；制定了“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rachet）机制，不断增加减排量的行动目标，每5年上调一次；建立了从2023年开始每5年对各国行动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估机制，盘点减排进展与长期减排目标的差距。这些治理模式的创新必将加速全球气候合作治理进程。

三是量化合作治理内容。全球气候治理重心将从宏观机制转向具体的低碳行动和政策。《巴黎协定》一致同意本世纪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于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设定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的筹资目标。这样到本世纪末，全球气候治理在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协作下，将取得一定成效。

（取材于李代明的《优化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材料三

海岛陆沉，这绝非是耸人听闻。国际气候变化专家组的一份科研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海平面已上升了10到25厘米。斐济以北的图瓦卢正因此忐忑不安，束手无策地等待着沉沦的命运。

像图瓦卢这样面临海水威胁的岛国绝不止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岛国和濒海国家，他们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希望能够通过某些手段防范或是应对这一悄然逼近的威胁。因为近年来，正是气候变暖、海面上涨的现实，让这些汪洋中的弹丸之地饱受了海水侵城略地之苦。

仍以图瓦卢为例，虽然海水上涨速度极慢，但由于地势太低，此间居民仍能切身感受到海水对家园的滋漫侵犯。这些由珊瑚礁形成的海岛近20年来已被海水侵蚀得千疮百孔，海水通过这些孔隙侵蚀上来，使土壤加速盐碱化，粮食和蔬菜现已很难正常生长。此外，因海水升温，环岛珊瑚也会萎缩死亡，从而使海岛失去一道天然防波屏障，风暴海潮一旦袭来，势将凶猛无阻地长驱直入，给岛民造成惨重的损失。

图瓦卢并非惟一一个面临被海水吞没的厄运的国家，其他低地岛国，如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瑙鲁和西萨摩亚等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西萨摩亚的居民说，他们已明显地感到海岸正在向他们的家门悄悄逼近。国际气候变化专家组的这份报告证实说，海岸正以每年半米的速度向后退缩，大约已持续了90年之久。人们预测，未来40年内南太平洋海面会再上涨20厘米，到时8万多基里巴斯居民将丧失家园。而在马绍尔群岛的一些地段，上侵的海水已将原本长在岸边的椰子树下的土壤掏空，树干抱着那几乎已全裸的球形根部“站”在海水里，摇摇欲坠。

图瓦卢可能是第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要被迫撤离家园的国家，更加不幸的是，它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么，下一个会轮到谁呢？

（取材于网络）

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需要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收集、整理、挖掘来提升效率。大数据将成为未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继土地、能源之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说。

“短短几年里，大数据战略已经从全面总体布局，向各大行业、细分领域扩展延伸。一系列战略规划的大布局体现了大数据发展驱动效应日趋凸现。”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黄殿中表示，辨识和管控大数据风险成为监控国家安全能力的试金石，也是体现国家安全的“晴雨表”。

为保障大数据安全，中央网信办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指挥协调与落地部署工作。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央网信办协同相关单位，在网络安全、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共同促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增补完善和相应国家战略政策的落地出台；在安全审查方面，进一步防范信息安全产品与技术应用领域的潜在隐患和安全风险，为公民、国家信息主权和数据主权的保护提供切实支撑。

（摘编自李政葳《构建大数据健康发展的安全生态环境》，《光明日报》2017年5月29日）

为了使学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很多地方和学校纷纷“出招”。上海市建成了“上海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为资助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东北师范大学以数学建模的方式，立足于10万余条数据信息，确立了新的“量化测评模型”。

这些大数据的手段不仅能够“精准”地找到资助对象，还能更加切合实际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找到精准的切入点。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介绍，学校利用大数据平台可以每天实时采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信息，并朝廷实时分析，对学生成绩下降、迟到早退、消费反常、上网成瘾等异常行为进行实时预警。

郑庆华说：“通过大数据平台对经济困难学生的隐形特征挖掘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学生普遍存在提高自信心、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明晰职业规划、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创新精神等发展性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推进“西迁精神”新传人培育计划，并为建档立卡学生专门设立“自强不息成长成才”项目，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陕西省12地市政府实习、海外交流访学和国际组织实习，开展“国运交大“青年领导力公益实践项目，提升受助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摘编自樊未晨《学生资助将从经济资助转为资助育人》，《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7日）

传统的行政模式受技术条件限制，往往基于宏观情况开展决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这容易造成决策不够科学、监管不够充分、服务不够细致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府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记录，为深度分析、过程回溯、事后监管、优化服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并为快速落实责任，及时发现、处置问题提供便利条件。

从总体上看，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不到位，往往被动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

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社会数据的综合挖掘和应用。但目前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比如，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数据管理和交易规则仍不完备，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这些都不利于数据的充分共享和应用。

（摘编自孟庆国《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水平》，《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