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7月11日，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在上海顺利交付。这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津和支撑能力取得了断的突破。

据“雪龙2”号总设计师吴刚介绍，它是全球第一艘采用船艏，船艉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具备全回转电力推进功能和冲技破冰能力，可实现极区原地360°自由转动。双向破冰均具有以2-3节船速连续破1.5米冰加0.2米积雪的能力，舰部破冰能实现在20米当年冰冰脊（含4m堆积层)加20厘米雪层不被卡住，可实现无限航区包括极区航行和作业。

该船融合了国际新一代考察船的技术、功能需求和绿色环保理念，县备全球航行能力，能满足无限航区要求，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雪龙2”号作为科考破冰船，装备有国际先进的海洋调查和观测设备，能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和自洽，在极地冰区海洋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科学考察，进而成为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境调查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这艘极地科考船交付后，将正式加入我国极地考察序列，开展船载科考设备调试等工作，计划今年下半年和“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共同执行我国第36次南极考察任务。

(摘编自陆雪苑《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今交付使用》，《人民日报》2019年7月11日)

材料二:

今天上午，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完成考察任务，顺利返回上海码头。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于2018年11月2日从上海出发，先后4次穿越西风带，总航程30800余海里，其中冰区航行2102海里，历时131天。

今年1月19日，在阿蒙森海密集冰区航行中，“雪龙”号因受浓雾影响与冰山碰撞，船艏桅杆及部分舷堵受损，无人员受伤，船上设备运行正常。科考期间，考察队克服了碰撞冰山后带来的各种困难，在科学考察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是中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和科学考察船，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极地考察船，也是中国唯一能在极地破冰前行的船只，能以1.5节航速连续冲破1.2米厚的冰层(含0.2米雪)。自1994年10月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任务以来，“雪龙”号已先后22次奔赴南极、9次驶向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与补给运输任务。到今年为止，“飞雪龙”号服役时间已达25年，足迹遇布五大洋，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纪录。

此外，记者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了解到，“雪龙2”号今年也将完成交付，并开始执行极地考察任务。“雪龙2”号将成为未来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境与资源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摘编自解敏《克服碰撞冰山困难，“雪龙”号安全返回上海码头》，东方网2019年3月12日)

材料三:

“中国‘雪龙’号实施的救援近日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各国媒体对中国在南极活动的报道相较儿个月前更中立了。”在这，连串牵动人心的遇险和救援行动中，中国“雪龙”号扮演了迄今当之无愧的主角。这是一艘中国科考船，肩负着前往建立中国第四个南极科考站的任务，但收到“绍卡利斯基院士”号的受困求救信号后，“雪龙”号义无反顾前往出事海城，以其科考船的能力面时已被俄船脸证的破冰难度和各种风险。“雪龙”号这次救援表现了中国的国际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表明了中国社会对自己尽国际义务所持态度。中国人很愿意自己的国家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成员。

中国在极地位置争先赛中属于后来者，但其对南极的兴趣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而持续增长。最新的科考站将是中国在南极洲的第五个科考站，这也将超过一些先于中国进入南极的国家。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归功于中国持之以恒地投入巨资参与极地勘探和研究外，还得益于美英等国因资金受限以及将科研勘探让位于其他国际事务而回撤。

一项国际条约暂停了所有针对南极洲的领土诉求，事实上将其划为科学保护区。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为稼在上月召开的极地年会上表示:“这为快速发展中国的极地基地提供了宝贵机会。”新西兰梅西大学讲师马克·兰藤嘉说:“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南极洲地区拥有多个基地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南极洲的主要力量。”

(摘编自王晓雄译《外媒:“雪龙”号出发，中国也加入极地权力游戏》，《环球时报》2017年11月9日)

①蔡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这句话并不是泛说，这是我从和他直接接触的感受中所得的结论。

②我于1915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1917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③1918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④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节选自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采菊东篱说道今

古禾

自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金句横空出世，菊花就和东篱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此前居无定所、被屈原先生当作夕餐的“秋菊之落英”，终于在陶渊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诗人，再见菊花时，也总会想到它已名花有主，心有所属。比如唐代的元稹在表达对菊花的偏爱时，先道“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再言“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而诸如“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等以“东篱菊”称呼菊花的诗句，就更数不胜数了。

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们喜欢以花草自喻，托物言志，菊花在他们的笔下，一般被用来比喻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节。所谓“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这种不畏严寒、傲霜而生的品质，也让菊花跻身“花中四君子”之列。

菊花是高颜值的观赏植物，曾被誉为“芳薰百草，色艳群英”。观其外貌，其花型可分为翻卷型、莲座型、飞舞型、龙爪型等。是的，菊花都是一簇一簇的，重重叠叠，丝丝絮絮，环抱成团，正是这股向心力和“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的品格，才成就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壮阔之美。当然，菊花的颜色也有多种，或“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或“孤丛色似霜”，都带着一种高冷范儿。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赞美的菊花的孤绝和冷艳，恰似一个人的少年意气和伶牙俐齿，譬如“但令逢采摘，宁辞独晚荣”，“宁可枝头抱香死”等。人们随着年岁增长，见过更多的风霜严寒，终将与自己、与世界和解。就像莫言对自己年少气盛时抢白老师深感愧疚，那种争强好胜的面红耳赤，终将变为容忍、宽和的慈眉善目的模样。即便秋天开花时“蕊寒香冷蝶难来”又能如何呢？和菊花气质颇相近的林黛玉曾问菊道：“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然万物有时。有的喜欢在春天里争奇斗艳，就随它热闹吧。有的偏爱“凌寒独自开”，就随它去吧，何必非要“报与桃花一处开”呢？

在中国，因为菊花盛开的时节与重阳同步，所以在一些诗词里，菊花和重阳常携手并肩出现，重阳节也一直有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宋代还举行一年一度的赏菊大会，菊花被视为吉祥和长寿的象征。汉朝《神农本草经》载：“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西汉《西京杂记》中还有制作菊花酒的记载，菊花酒被当时的皇帝后妃们称为“长寿酒”，当作滋补药品，相互馈赠。今天，菊花茶仍是备受欢迎的清热降火饮品。

在书画和陶瓷等艺术作品里，我们也常常见到菊花风姿绰约的身影。菊花高雅幽静，低调又绚烂地开放在圆圆的盘子里，开放在精巧的杯盏上，开放在硕大的碗盆里，我们赞叹它繁复精细的纹路，它也终于放下“隐逸”之态，融入我们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皇家的家族徽章也是菊花纹，日本甚至被称为“菊花王朝”，菊花纹也被印在日本的护照上。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皇朝深受我国唐宋文化的浸染，推崇菊花的绝世之美和高洁之气。

一千年前，辛弃疾曾期待自家的新居轩窗临花，遍种竹梅菊兰，他在《沁因春·带湖新居将成》中写道：“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载。”直到今天，菊花的美艳，仍是令人喜欢的；菊花的药食价值，也是颇受肯定的。还是《红楼梦》中魁夺菊花诗的林黛玉说得好：“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选自《月读》，有删改)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同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