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谈“道器”，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乃多有着力于“道器之辨”者，就怕以器害道，使人文流于表象，生命落于枝节。但其实，谈道器，在“产其别”外，更可举“道器合一”。说不能只执于别，是因以器害道，固让人孜孜于末节，但以道轻器，尤让人流于空疏。以艺术而言，只在器上转，你就追逐技术，花指繁弦，虚矫呈现；但若就在道上谈，你仍然只执于概念，离乎作品，空言大义。以此，真正的艺术家乃须道器得兼，对具体的外观能掌握，对内在的精神能呼应。且何止得兼，能被称为大家者，更就道器合一“以道显器，以器映道”。

个人如此，历史中成其典型的文化亦然。有形上的拈提总有形下的映现，有形下的呼应就有形上的标举，以此，你想契入，固可“以道入”，亦可“以器合”。

而虽说“以道入”“以器合”因人而异，但谈音乐，先以器入，则有其必须。必须，是因音乐抽象整体，直以道入，空疏之病尤大。

以器合，可以就作品论，但音乐艺术的门坎高，没受专业训练，就难在此判准。以器合，也可以直接就乐器说，它内在讯息的丰富会让你惊讶。

乐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只纯然是个表现音乐的载具而已，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美学的外现，也因此，它有自己的个性。而在中国，这个性尤为突出，因为它直指一定的生命情性，“见器犹见人”，你可以由此拉出的，何止于音乐，更是生命。

这生命，在古琴，是高士；在琵琶，是侠客；在竹笛，是书生；在筝，是儿女：在胡琴，是常民百姓。可以说，涵盖了中国人生命情性的全面。

而何止于生命，更及于文化，这其中所能契入的，还涉及社会阶层、文化特质，乃至历史气象的变迁，透过这具象的存在，许多抽象的精神竟可以如此被我们深刻而贴近地感受着。

铜茶壶

黄孝纪

母亲身边最值钱，并且陪伴她度过大半辈子的用具，要数那把铜茶壶。

铜茶壶的造型十分漂亮：平底，鼓腹，环状提手，壶嘴呈流线型，圆圆的壶盖上正中央镶嵌一粒金瓜，全用黄铜手工打造而成，并且在壶的颈部刻有父亲的名字。母亲非常满意这把铜茶壶，据说除招待匠人酒饭外，还花了几担谷子的代价。

饮茶的习惯已经融入母亲的血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火泡茶。母亲泡茶也很讲究，隔夜的剩茶，无论多少，她都要倒掉。在用铁鼎罐烧水的同时，母亲要先后用清水和沸水把铜茶壶涮洗两遍，然后放入自制的茶叶，再用竹筒勺子舀沸水灌满茶壶，盖上壶盖。为防止茶水变凉，母亲还要把一壶滚荼放在灶台的火边烤着，或者放在灶膛口的火子上煨着。

当母亲梳头洗漱完毕，我们也洗漱停当，母亲已在灶台前的案桌上插上吃饭喝茶用的接手板，端上刚从瓮里掏出来的腌菜，比如酱大头萝卜、辣酱蕊头、腌豆角之类。若是冬天，当然还免不了焖熟的红薯。奢侈的日子，还有炒花生、煨烫皮，甚至过年剩下的兰花梗。此时，一家人围灶台而坐，每个人的碗里都筛满金黄透亮的热茶，饮茶嚼物，其乐融融。一天的生计，自兹而始。

母亲喝茶的量大，而且必定滚烫，即便三伏的酷暑。每次喝茶，她必定一碗一碗地喝个痛快，喝得茶水“呼呼”作响。如果哪天母亲喝茶少了，不香了，必定是母亲病了。母亲病了，也从不吃药打针，按她的话说是“阴阴糊糊几天就好了”，其实是母亲怕花钱。她治疗自己的病一般是自己在颈脖上夹痧，或者叫我们给她背上刮痧，然后泡一铜茶壶滚烫的热茶喝。每餐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正是母亲或坐或站喝茶的时候。有时看甑里饭少，母亲会跟我们打招呼：“我已经喝茶饱了，你们把饭都吃了。”然后，继续一碗一碗“呼呼”地喝她的浓茶。

家里的茶叶，也全部是母亲亲自采摘和制作。母亲的茶叶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正茶，她要去五六里路远的西冲茶山去采摘茶叶，然后自己杀青揉搓，晒成干茶；其二是枫树叶茶，每年初春，村后的山上枫树长出粉红的嫩叶，母亲要提竹箩筐采来不少。枫树叶茶还是止泻的良药，尤其是生了虫屎的老枫树叶茶，效果更好；再一种就是混合叶茶，是母亲在春夏之交从田间地头割来的各种草木的叶子，混在一起晒干就成，盛夏泡茶是解暑的良方；还有野菊花茶，每年秋冬，村里村外，原野山间，到处开满黄色的野菊花，采来晒干即可，泡成茶水，金黄透亮，芳香四溢，虽有点苦味，母亲说就是靠它来清肝明目。

客人来了，或者乡邻相访，母亲多是以正茶相待。母亲是个好茶的人，又讲待客的礼数，她必定把铜茶壶重新涮洗，从篾茶篓里掏出正茶泡一壶新茶。佐茶的东西，母亲或者煨三五块烫皮，或者炒点黄豆豌豆花生之类，甚至炒一点高粱麦子，南瓜子葵花籽，都是自产的物品，尽管简单，也是上心上意。茶是一道道地劝，也是一遍遍地煨，更是一层层地浓，近了亲情，暖了乡音。

母亲有严重的胃病，估计与饮茶的习惯也有一定关系。有时我们把菜吃完了，母亲就在饭碗里倒入滚茶，草草吃了。即便夏日隔夜的馊饭，母亲从不舍得倒掉，也是用滚茶冲洗一番，自己吃下。母亲犯胃病的时候，脸面痛得扭曲难忍，常要用吹火的竹筒紧抵心窝，许久才能缓过神色。之后，她又是提着铜茶壶煨茶，一碗一碗“呼呼”地喝。

铜茶壶用久了，就会形容暗淡。母亲就从灶台灰坑里掏出柴灰，掺上水，将铜茶壶里里外外擦拭几遍，再用清水冲洗干净。顿时，一把金光夺目的铜茶壶又焕然如新。

科学大数据与数字地球

郭东华等

①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以文字为载体的数据量大约每10年翻一番；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后，信息技术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社会、科技、经济变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数据量以每3年翻一番的速度持续增长；近10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音频、视频、文字、图片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大量涌现，社交网络、物联网、云计算被广泛应用，使得数据存储量、规模、种类飞速增长，大数据时代已悄然来临。2012年12月，IDC发布的“2020 年的数字宇宙”报告中指出（图1），数据量将 ，预计 全球数据总量达40ZB。

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内外学术界正在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和理解大数据的概念与内涵。当前的大数据定义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视角试图刻画大数据的外部特征：一种是相对特征，即在用户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使用普通设备不能获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另一种是绝对特征，即体量大、类型多、真实性、变化速度快。

③因此，与传统的逻辑推理研究不同，大数据研究是对数量巨大的数据做统计性的搜索、比较、聚类和分类等分析归纳，进行“相关分析”，重点关注所谓“相关性”，即2个或2个以上变量的取值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目的在于找出数据集里隐藏的相互关系网。

④在科学研究数据与日俱增的今天，我们把与科学相关的大数据称之为科学大数据。科学大数据将复杂性、综合性、全球性和信息与通信技术高度集成性等诸多特点融于一身，其研究方法也正在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方向转变，从自然科学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充分融合方向过渡，从个人或者小型科研团体向国际科学组织方向发展。

⑤科学家不仅通过对广泛的数据实时、动态地监测与分析来解决难以解决或不可触及的科学问题，更是把数据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工具，基于数据来思考、设计和实施科学研究。科学大数据正在使科学世界发生变化，科学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近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数据密集型科学计算。其中， 由戴尔公司研发的超级计算机“Stampede”已正式服役，其综合处理能力、高可用性和高性能能力超群。美国南加州地震中心利用Stampede 预测了加州破坏性地震的频率。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利用StampedE．通过详细的数据建模更好地描述了从南极洲到海洋的冰川流动。

⑥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作为一种技术创新，大数据计算符合一般的技术创新、发展、成熟规律。按照技术成熟度曲线（见图2），近20 年来新科技的成熟演变速度及要达到成熟所需的时间一般分成5 个阶段。

⑦大数据研究面临着学科间的不平衡，当前大数据的技术与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大数据和商业大数据的相关应用，而在产生科学大数据的典型学科中较少受到关注。事实上，以这些学科为代表的科学大数据具有异于互联网大数据的特征以及丰富内涵，对于科学大数据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建立大数据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框架。 

⑧科学大数据是地球科学发现与知识创新的引擎，是人类认识行星地球的钥匙。科学大数据的发展应从顶层设计制定国家层面大数据战略，配置大数据研究资源，开展大数据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大数据在各领域的应用。科学大数据几乎涵盖了科学界的各领域，可运用到各行各业，它对科技、经济和社会的推动有着光明的前景。我国应加速发展大数据科学，有序组织科学大数据研究，以推动地球科学和相关科学技术的跨越性发展。数字地球是科学大数据的典型学科，数字地球学科中的数据获取与组织、分析、应用体现着科学大数据几乎全部特征。从科学大数据的角度分析，可以认为数字地球就是地球大数据，或者说数字地球就是基于地球大数据发展的学科方向。

（选自2014年《中国科学》，有删改）

袁隆平：农校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