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件以在校大学生为作案对象的“校园贷”“套路贷”案件，现阶段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11人。被害人因沉迷网络赌博，不仅花光了父母给的生活费，还欠下不少债务，在同学的介绍下到校外某贷款公司借钱，后因无法及时偿还贷款，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欠款数目从6000元累积到10余万元，翻了近20倍。

（摘编自《高校学生陷“校园贷”，借1.3万欠100余万》，《法制日报》2018年5月2日）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一些不良校园贷机构利用虚假宣传，诱骗在校大学生陷入“套路贷”“高利贷”陷阱，“小贷”滚成“巨债”，并采取威胁、恐吓甚至暴力方式催贷。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再次提醒广大学生务必“提高警惕”“找准组织”“理性消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表示，不良校园贷机构往往采取虚假宣传的方式，以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准为诱饵，诱骗学生过度消费，其本质就是打着善意的幌子，行诈骗、敲诈之实。广大学生要提高警惕，对广告中的“免费”“优惠”“打折”要多留一份心眼、多打几个问号。平常要多学一些金融常识，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身对网贷业务甄别、抵制的能力，切勿盲目信任。而学校和家长作为监护的责任主体，则需在思想引导、风险教育上下功夫。

（摘编自《不良校园贷“免费”套路藏风险》，《北京晚报》2018年5月2日）

校园贷沦为“校园害”的背后，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有容易被忽略的教育问题。正如有人所言，我们的大学生还缺少财商教育。例如，金融被举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金融理财能力被称为“公民实现富裕幸福生活的基础”，金融常识这堂课应该在大学生中普及，尤其是在网上借贷流行、电子支付普及的今天。试想，如果高校能够与时俱进，多进行一些金融常识方面的教育，在普及知识中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在剖析案例中提升学生的防骗能力，在培养财商中提升学生的理财能力，那么学生哪怕看不穿校园贷的套路，也会有所警惕。目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这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非法校园贷走了，但换个马甲的新骗局还可能登场。加强财商教育，就相当于为大学生披上抗击诈骗的盔甲。

业内人士认为，非法校园贷潜滋暗长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借贷机构用较低的门槛诱骗学生上当；二是大学生金融知识匮乏；三是虚荣心所致。就此而言，大学生在学习金融常识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当收入满足不了消费、能力撑不起欲望，该怎么办？面对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是否非要进行超出自身能力的高消费？这就需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驾驭和自我克制。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如果不善于自我管理，最终就会迷失自我。“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贷款消费已成时代潮流，不应再被妖魔化。当非法校园贷被禁绝，也应增加合法借贷资源的供给。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小额信用贷款的业务。

（摘编自《别让校园贷成为“校园害”》，《人民日报》2017年9月8日）

曾经被叫停的校园贷死灰复燃。尽管国家发文规范，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但面对大学生这样一个手中有余钱、心智不够成熟、社会经验又不足的“肥羊”群体，仍有不少人在打着校园贷的主意。

近日，据报道，记者发现闪银、拍拍贷、及贷等平台在国家取缔校园贷之后，仍悄悄从事该业务。在记者测试的平台中，仍从事校园贷的占比超过42%。其中，闪银平台向学生发放高利贷年化利率高达199.38%，该平台还“发明”了变种砍头息，借1000元，实际只得790元。

而拍拍贷虽提示学生不能借钱，但仍成功下款。借款本金1000元，每期还款105.21元，以IRR公式计算可知，实际上在拍拍贷借款利率为年化45.39%，高于24%的法定利率;及贷则是年利率高达71.56%，还在十分隐蔽的地方搭售保险。

另外，也有不少校园贷以“求职贷”“培训贷”“创业贷”等名称作为替换，继续蒙骗学生。

（：前瞻经济学人《留心了，“校园贷“死灰复燃套路依旧多！》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吗？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①谎言都是虚构的，但虚构的未必就是谎言，就如这世界的艺术舞台上最伟大的悲剧、喜剧大多是虚构的，但它们恰恰因为“虚构”才更有震撼人们灵魂、启迪人们心智的伟大力量。因为这样的虚构是概括了千头万绪的社会表象之后而从中结晶出来的本质。

②几日前，央视的科学教育频道报道，史学界有专家对秦王朝的阿房宫真实性提出了有根有据的否定。基本上已认定，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到的“阿房宫”为子虚乌有，即便往大了说，也仅仅认为那是个没有完工的“烂尾工程”。

③听到这个消息真让我好伤心，我伤心的倒不是司马迁的“造假”，而是我们当今的史学专家们，干吗非要戳穿这个比真实都更真实的谎言呢。阿房宫在中国朝野的所有人心中就是秦王朝暴敛民脂民膏的见证，阿房宫就是秦始皇行淫寻乐的天堂，阿房宫就是秦王朝走向灭亡的墓穴。

④因为有了司马迁笔下的阿房宫，才让历代的王朝在夺得江山后大兴土木、兴建宫殿的狂欲有所收敛。司马迁告诫历代王朝，强大的秦王朝覆灭，虽然不全是阿房宫惹的祸，但在这祸水之中，绝对有阿房宫的一瓢水，这已让历代帝王和谏官们都深信不疑，并成了一个王朝在巩固自己的地位、教导徒孙们的一面镜子了。

⑤到了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文学作品使司马迁那寥寥的笔墨一下了就丰润饱满了，这篇作品的史学警诫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文学审美意义。

⑥杜牧凭着他的文学天赋，极力铺叙阿房官建造的豪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能有这么密的建筑吗？)，“廊腰缦回，檐牙高啄”，“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太夸张了)，从骊山一直建到咸阳，遮蔽了天空和太阳。一天之内，一座宫殿里，竟有不同的气候。杜牧这样竭尽笔力宣染阿房宫的奢华，其目的就是要告诫后人，这样穷凶极恶地暴殄天物，就是为自己掘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 。”这才是杜牧写《阿房宫赋》的目的。

⑦别小看了这两篇虚构的文字，它们在某些时候真能起整个封建王朝想大兴土木时的一个“诽谤木”作用了。这可不仅仅是几句简单的告诫，因为那伟大的文字后边，还有个强大王朝的覆灭作了注脚。哪个皇帝都不怕诅咒和谩骂，但哪个皇帝不怕自己的江山动摇呢?所以中国的历代封建皇帝在建造宫殿时，没人再敢超过那个虚构的阿房宫了。这不仅是皇帝宝座的万幸，也是老百姓的万幸，伟大的虚构如此看来也是有力量的。因为虚构的是细节，真实的却是事物内在的本质，否则谎言怎么会有力量呢。

⑧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没有忏悔的宗教性质内存，为了限制皇权的无边，调控人的欲望膨胀，文人们便美好地虚构了许多神话、寓言，来拐弯抹角地劝诫帝王，甚至包括平民。虚构的阿房宫，我想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吧。

⑨这个虚构的“寓言”性质的作品，就成了封建社会里帝王们大兴土木之前的一个 “舆论监督”的报警器。专制暴政的帝王，当然不会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行为，但他们不能不从自身的利益上来思考历史上的教训。

⑩如今再打破这个 “虚构的阿房宫已不会让更多的人悲哀和痛心了，因为我们现代的政治体系中已有了相对能彼此制约一下的力量了。否则谁要先戳穿阿房官这个 “虚构的谎言”，那一定会遭到众人更多的咒骂。

①中国的图谱之源远流长。一般可从遥远的河洛图谈起，以后这些方面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一些思想。早在《华阳图志》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图经《巴郡图经》，以后图经这种表述体裁成为几个时代的重要文献。所以，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地学文献发展史中曾有一个“图经时代”，就是汉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图经》成为我们地学重要的文献体裁。在这个时代，图像与文字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图像同时有传情达义、佐证文字、直观愉悦的三大功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图，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图像。

②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随着思想文化越来越深邃宏大，在人们的意识中，图像能表达思想的深度和准确性大大削弱。特别是深邃的义理之学已经使图像感到有明显的“图不达义”之感。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宋代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人们提出“左图右史，吟风吟月”或“左图右史，朝吟夕讽”等，从这些话语看好像对图像的功用十分重视，但与印刷术有关的图像，这种依靠雕版技术的表现方式，图版的保存流传较为困难，所以很多图书都出现了图像丧失的现象。

③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及图像中的历史信息的史料价值。他们通过纸娟绘画、石刻浮雕画、壁画、岩画、木版画、模板刻画等，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

④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文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它没有利用图像来研究文学史，利用图像史料来研究文学史的科学。时下，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⑤图像和文字能够相互印证。作为史科，文字能蕴含丰富的信息，而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几年前陕西潼关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唐六典》中记载：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已知的墓穴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⑥图像还能让我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比如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而许多画作却能让人看到      。

（摘编自孙振华《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