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节比清明节早两天，但知道清明节的人不计其数，而知道寒食节的人寥寥无几。

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国外，饥寒交迫之际，忠臣介子推割自己的肉给他充饥，帮助他①了难关。后来重耳当上国君，犒赏天下，但淡于功名利禄的介子推已带着老母隐居绵山。晋文公知恩图报心切，便亲往绵山恭请，为迫介子推出山而放火。三日火熄，介子推与其母相抱死于枯柳树下。晋文公悲恸不已，遂厚葬介子推于绵山，并改绵山为介山。又要求国民在介子推身亡之日，不得生火煮作，②吃冷食，以示纪念。此后相沿成俗，称为“寒食禁火”，便成了寒食节。

古人关于寒食节的诗词大都有应景伤怀之意。如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更有东坡先生被贬黄州时所作《黄州寒食诗》一帖二首，言人生苦旅之事，不胜感人。

唐朝孟云卿写道：“三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断烟火，不独清明为子推。”这诗已不仅仅是个人伤怀，而是因寒食而关注到了民间的疾苦，又较其他高一层次。

固然，寒食节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渐去渐远，然而每当念起高风亮节、铮铮铁骨的介子推先生，又想起体验人生伤痛、关注民间疾苦的古贤情怀，我总觉得，纪念寒食节还是有着其独特而可贵的③意义。

材料一：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摘编自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

材料二：

大学是传播和创新知识的场所，教学和学术研究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只有在宽松的氛围中，才能碰撞出创造的思想火花。学生也只有在错误和失败中，才能成长和坚强。因此，大学有责任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校长院长，没有高低贵贱，不论学派亲疏，大家都心平气和，平等地争论学术，探讨学校发展。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家族兴衰，徳行为要；大学发展，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核心价值。我们不能为世俗而拋弃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也不能为名利而哗众取宠、放任自流。我认为，大学的文化应当是简单的、纯洁的，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合，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真理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大学必须守护真理的纯洁，不允许任何不良风气玷污青年人的灵魂；大学有责任代表社会良知，维护核心价值，我们只有把师生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美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大学的使命，

（摘编自林建华《“大学是个大家庭”——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

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所谓“禅让”，就是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禹之后，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诸侯分封、王位世袭。即便是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也是世袭的。天子只管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并不直接管诸侯内部的事务，诸侯内部的事务直接由被分封的诸侯管理。这种情形构成了中国分封制度下的“家天下”。

“家天下”意义上的“天下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家天下”虽然是种古代政治设计，但并非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制度，而是一种布德于民的政治运作方式。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因为尧贤能，即便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以后，尧也总是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莱作汤。尧也成为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舜因孝而名扬于当时的上流社会，而被尧看重并禅位于舜。自古以来，舜也就成为中国孝文化的代表。禹也是首先因为在治水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而最终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禹可以说是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天下主义”是文化对政治的塑造，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文化的政治。

其次，“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最初是以血脉为纽带形成的。例如，禹开始实行世袭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禹之前的尧舜时期，禅让制虽说是选贤任能，但部落联盟首领仍然在黄帝血脉之中传递。这并不奇怪，因为，古代更确切地说是古代族群——没有具体的物质效忠对象，只有一个精神上的效忠对象。如果一个古代民族对某一物体顶礼膜拜，如古代羌族把河中的白色石头作为圣物供奉于堂上，他们并不是效忠于一块河石，而是赋予了这块石头以特殊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他们效忠的是一种精神。而血脉在远古时期最能够体现族群的精神。后来，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道德、习俗、伦理等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秩序，所谓周人“承受天命，创建秩序”，并用道德观念来解释周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乐体系。不过，血脉仍被得到重视，所有分封的诸王，都是周天子的亲戚子弟。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王。

其三，“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是一种“分”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聚”的文化。通过分封，周的权力是分散了，但其文化得以传播于“天下”；虽然权力分散，但周“天下”中的一切诸侯必须要经过周天子才能“上通天命”“上达天听”。由此可见，周是文化上的统一，周“天下”是一种文化秩序，而不是一种权力秩序。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周代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一个统治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这个上层的文化同构性。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内城邑的居民，却还真是认同于同一个文化大系统。”

（摘编自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