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让中国电影学到什么

①12年前的《泰坦尼克号》让中国观众着迷，12年后，卡梅隆携3D大片《阿凡达》归来，再度引发了中国观众的观影热潮。排队抢票的观众高呼“比春运火车票还难买”，陆川、阿甘等导演看过《阿凡达》无不自叹不如。观众看热闹，而电影人却看到危机。卡梅隆给中国观众带来了一场盛大的视觉梦幻，同时也给中国导演带来了反思。

一、让国产电影走上技术化道路

②为了《阿凡达》的问世，卡梅隆耗费了14年心血。我们也经常听到国内导演说为了某部电影“耗费数年心血”，除了噱头外，更多是因为资金问题，而卡梅隆却纯粹是因为“技术原因”——他的想象已经超越了科技的发展。

③作为一个具有开拓性思维的导演，卡梅隆是一个技术狂人，筹备《阿凡达》的14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只是用来“等待技术成熟”。自称“半个科学家和半个艺术家”的他和他的合作伙伴文斯·佩斯为《阿凡达》自主研发了一套全新的3D数码摄影系统，并且发明了将真人表演同CG画面合成的观察平台，完善了3D电影的表情捕捉系统，革新了动作捕捉技术。毫不夸张地说，电影科技的发展因为他又加速了好几年。

二、　让创作者回归最初的梦想

④电影诞生之初其本质就被定义为“造梦”。《阿凡达》的成功在于让技术服务于故事，而不是为了炫耀，不但满足了观众的视觉奇观，而且在商业诉求中坚持了严肃的主题和人文关怀，让观众观看影片后有一种追求梦想的精神满足。有观众看了《阿凡达》认为，缺乏资金、技术或者想象力，严格来说都不是国产电影的软肋，躲避崇高才是国内电影人共同的致命伤。因此导演陆川看片后感叹：“我们在虚高票房中裸奔和狂欢的时候，彻底放弃了一个电影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产品创作者应有的操守。”

⑤《阿凡达》的成功，让电影人明白商业大片不是靠忽悠，不是打打杀杀只凭身体，不是人海战术堆积场面，不是插科打诨全靠恶搞。以往国产商业大片叫座不叫好，正是因为只注重了娱乐元素，而缺少人文关怀。卡梅隆作为一个以商业片成名的导演，在一部花费14年，耗资5亿美金的纯商业目的的影片中，能够不惜笔墨地去表达一个深刻而严肃的主题，能够在赚钱的同时，不忘记一个顶尖导演和一部风靡全球的大片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尤其让人钦佩。

三、卡梅隆的寂寞和成功

⑥卡梅隆是全球最卖座电影票房纪录保持者，他所有电影的累积票房已经突破37亿美元。当他的《泰坦尼克号》赢得了全球票房18亿美元票房和11项奥斯卡奖，被全球影迷奉为“大神”的时候，卡梅隆可以制作任何他想制作的电影了。然而他做了什么？他从好莱坞的喧嚣和浮华中消失了！用了14年时间，他才完成了《阿凡达》，完成了自己童年的梦。当商业大片被看作是快餐文化，这位拍摄商业大片的大师级人物却能不顾名利诱惑，耐得住寂寞。

⑦影评人竹聿名说：“中国有哪个电影人肯和卡梅隆一样，放弃短线投资的巨大收益，花10多年时间潜心于一部电影？卡梅隆对于某些细节的坚持，使得影片延迟了10年问世，但他的这种坚持最终被证明是值得的。现在还有谁认为，我们比国外同行差的只不过是金钱和技术？”

⑧在《阿凡达》的演职人员表上，卡梅隆是编剧，是制片人，是导演，是摄影师，是剪辑师，是特效师，还是化妆师。他做这些，不为别的，就只为将他童年的梦境呈现于大银幕之上。其实早在电影开拍前，卡梅隆就和该片出品方签署了一份成本控制协议，如果成本超过3亿美元，卡梅隆就要先让出自己大部分的盈利分成，回收的资金会先分给几家投资公司。也就是说，尽管卡梅隆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他最终也有可能分文不取。去年上海电影节，王小帅炮轰：“如今的国内导演票房成功了，但作为导演却失败了。”被票房和市场绑架的电影人，也许最应该从卡梅隆身上学习的就是“寂寞”。

 （选自2010-01-08《成都日报》，有删改）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窗子以外

林徽因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疯杈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来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