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诗（节选）

钱钟书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晚钟送终了这一天，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农夫倦步长道回家，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鸟眠静不噪，我亦欲归休。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中国诗只是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有删改）

士人与文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两种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是由士人的人格引导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和济民情怀,因而他们代表的文化就是人格文化,或表现为庙堂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或表现为山林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进为统治者服务,退则隐居山林修炼人格。士人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士人的表率或是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或是处江湖之远一边过苦日子一边心怀天下的陶渊明,或是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从明朝隆庆万历起,以文人为表率的人性文化开始成为主流,强调真性情和享受。文人居于市井,热爱享受。他们热衷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市井文化。对他们来说,跻身官场往往琐碎险恶,隐居山野又过于清苦。当然士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人性的温情,而文人也时常做出一副悲悯的样子,人格与人性不能说不可得兼,但崇尚人格高尚的士人往往视人性放纵为仇敌,而人性真实的文人又总是以仕途经济为笑柄。人格与人性“冰炭同炉”又“形同水火”。我以为,人格文化主张为社会、为别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伪道学,因为它压抑人性。明代之前中国也有零星的文人,如李白。李白与苏轼的区别就是典型的文人与士人之分。“太白有东坡之才,而无东坡之学”,“学”即为兼济天下的学问。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

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白。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取材于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蓬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取材于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取材于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