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 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 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 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 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 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 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 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 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 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 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 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 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 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 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 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 “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 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 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 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 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 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 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 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 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书札的文献价值研究

书札也可以称为手札、尺牍、书翰或者书信，诸名之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但又有所区别与侧重。书札与尺族牍、尺素兼重物质形式与文体形式，相比之下，后二者又更为古雅一些。这是因为书写尺牍所用之材质；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纸张未发明之前，书写信函不是用竹简，即是用木牍，偶尔亦用小幅丝帛织物，即为尺素，这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用“简”“牍”“礼”“牒”或“素”等称呼书信的由来。手札与书札、书翰相近，但书札、书输强调其为书写的作品，而手机强调其出于书写者的亲笔。书信则侧重其文体内容，着重其社会交往的功能。但是，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名词时，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还有人使用“尺素”或“笺素”之称，在追求古雅之外，又更加强调笺纸的形式种类及其物质文化意义。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有《笺素珍赏》，其副标题就是“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也有人使用“名人墨迹”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名人墨迹”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物质形式或文体形式，但手札无疑是其中之荦荦大端。

毫无疑问，书机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类别上说，书礼文献是写本文献的一种。所谓写本文献，是相对于印本文献而言的。一般而言，印本文献刊印之后，即可化身千百，存世者往往不止一本，同一版本者就有相同的文献价值；而写本文献往往只此一本，并无复制本，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书札文献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件书札都是无法复制的，即使作者重抄一遍，其墨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独特，所以稀罕；因为稀罕，所以珍贵。书札的文献价值，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史料价值。因为出于当事人之手，书札提供了研究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中所披露的人事关系、政事秘辛，往往是不见于正史记载或公开报道的，往往寥寥数行便抵得千言万语。

其次是艺术价值。传世的民国以前的书札，大多出于名人之手，这些名人或者是著名学者，或者是达官贵人，或者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或艺术家。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较多的传世墨迹之外，大多数名人的手迹并不常见。后人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手札中，不仅可以一亲前贤之手泽，也可以欣赏他们在书法上的艺术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书札中的名人墨迹，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书写常态，最真实、最原生态地体现了其书法的艺术面貌。

第三是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既取决于此类书札的珍稀性，又与书写者及收信人的年代与身份以及书写者艺术水平的高低有关，更与书信用笺相关。笺纸的材料、形制、色彩、图案乃至制作笺纸的纸店笺铺等方面的信息，既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书礼文献的文物价值，也提供了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书札文献的新颖材料。

《笺素珍赏》一书的封面上，印了这样几行煽情文字：“聊供凭吊——那个逝去不远、曾经天翻地覆、风云际会、影响深远的时代；聊供品味——那些曾经创造了历史亦被历史铸就的各路风云人物；聊供赏阅——甄选在本书中的晚清、民国各色花笺、素笺上极具个性的名人手迹墨宝。”前两点说的主要是书札文献的史料价值，后一点说的主要是其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