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街道上密布的天眼监控摄像头记录着你所有的活动。在公安机关的监控大厅里，通过多个摄像头的联动，你的行走轨迹一览无余。出入机场、车站.甚至住店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已经不再成立。买房、买车、子女入学，你登记的个人信息早已经泄露,人们부已经使用了隐私权被逐渐剥夺的信息化社会。

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隐私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权利，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译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应该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应该包括隐私权，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普通用户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认证信息，例如我们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另一类是我们的内容信息，例如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等信息。身份认证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不能让渡给任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条铁律。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仅不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能力，但防护能力不够，就被黑客抄了家。

我们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的内容信息呢？与身份认证信息不同，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的让渡出去，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得让渡出去。人工智能有智能感知、智能推理、智能学习、智能行动四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受数据驱动的，你不给它提供数据，它如何理解你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学习和推理为你提供精准的服务？

但内容信息即使让渡，也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数据统计结果归商家，个人信息所有权归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使用滴滴打车APP时，我们个人用车的车型、时段、路线、费用等信息会上传到滴滴公司的服务器，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这个统计结果归滴滴公司所有。

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统计结果贡献了九牛一毛的数据，例如和平小区每月平均叫车量为500人次，住在和平小区的您为这个数据做了贡献，但您在和平小区叫车这个信息的所有权是您的，未经您的授权，滴滴公司不能使用。

有次我老婆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搜衣服，隔天我去办公室指导学生，一打开电脑，浏览器就给推送了大量女式衣服，还特别标明这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未经用户授权，商家不应该搜集用户的喜好习惯。即使搜集了，那也只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始素材，而不应借此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这违反了“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的原则，是人工智能的滥用。

（摘编自新浪《人工智能语隐私保护》）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早在1884年，病毒发现之前，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就发明了狂犬疫苗。

狂犬病毒属于弹状病毒科弹状病毒属。外形呈弹状，核衣壳呈螺旋对称，表面具有包膜，内有单链RNA，是引起狂犬病的病原体。

狂犬病毒具有两种主要抗原：一是病毒外膜上的糖蛋白抗原，能与乙酰胆碱受体结合使病毒具有神经毒性，并使体内产生中和抗体及血凝抑制抗体，中和抗体具有保护作用；另一种为内层的核蛋白抗原，可使体内产生补体结合抗体和沉淀素，无保护作用。

患者和患病动物体内所传染到的病毒，称为自然病毒或街毒，其特点是毒力强，但经过多次变异后成为固定毒，毒力降低，可以制做疫苗。

狂犬病毒不耐热，在50℃时一小时，100℃2分钟，即可灭活；对酸、碱、新洁尔灭、福尔马林等消毒药物敏感；70%酒精0.01%碘液和1%—2%的肥皂水亦能使病毒灭活。

狂犬病毒进入人体，沿周围传入神经而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因此头、颈部、上肢等处咬伤和创口面积大而深者发病机会多，狂犬病毒主要存在于患病动物的延脑、大脑皮层、小脑和脊髓中。唾液腺和唾液中也常含有大量病毒，人被患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抓伤或经粘膜感染均可引起狂犬病，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呼吸道气溶胶传染。

感染者发病时呈高度兴奋状态，并伴有发热、头痛、恐怖不安、惊风怕声、肢体发麻、吞咽困难等症状，一旦喝水即引起严重痉挛，出现恐水现象，故又称恐水症，3—5日后，病人转入麻痹，昏迷状态，最后呼吸循环衰竭而死。

野生动物有可能长期隐匿该病毒，因此该病在全世界的野生动物中广泛流行，狐、狼、蝙蝠和其它野生食肉兽，则是自然界中传播本病的储毒宿主和自然疫源，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城镇，本病则主要于带病毒的犬、猫，成为人和家畜发生狂犬病的主要传染。

由于狂犬病毒产生的危害较为严重，因此应当做好防范工作，对犬、猫等宠物应严加管理，定期进行疫苗注射，人被狂犬咬伤，应立即清洗伤口，可用20%肥皂水、去垢剂、含胺化合物或清水充分洗涤，清洗后，尽快注射狂犬病毒免疫血清。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到西周中叶，形成了覆盖政治、宗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的礼乐文明。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产生儒家学说的母体。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数千年的中华历史表明，儒家思想只有根植于礼乐文明的地基之上才能根深叶茂，焕发出勃勃生机。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之情。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出礼乐是以人的真诚情感为基础的。没有此种真情，礼乐就会走向形式主义。他同时又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以礼为仁的前提。在孔子那里，仁与礼互为前提。从心性角度而言，仁是礼的精神前提；从实践工夫而言，礼是仁的实践途径。这从逻辑学上看是悖论，但儒学是知行合一的工夫之学，因此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并非仅仅满足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爱好，而是为了通过揭示礼乐文明的精神，重振礼乐文明的生机。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中华礼乐文明以天为最高神明，其他各种自然与社会要素均被整合到天命和天道信仰之下，这种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内涵的天命和天道，是任何文化与信仰都不能否定且必然包括的。同时，儒家崇尚和而不同，反对单方面的强制，这打开了与各种外来文化沟通融合的大门。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但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被长期激进的反传统摧毁；另一方面，儒学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功能越来越远。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儒家义理的哲学化其实是儒学在社会层面被否定和解构之詹的必然选择。而一旦脱离了与生活的联系，丧失了儒学思想借以栖身的礼乐制度，儒家也就从一种以天下体系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异变为一种只能满足少数人形而上学思辨兴趣的哲学理论，儒学本身也就丧失了其平治天下的恢宏精神追求，此种追求本来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神魂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礼乐文明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当然，儒家礼乐本身也需要因时通变，向现代转型。在此前提下，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的人伦规范，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

儒道互补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道两家执著一念，各有千秋，又优势互补，缺一不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所周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植根于宗法社会，言必称尧舜，法先王，效文武、周公，重经世治国之学，讲人性，倡仁义，“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三纲五常”，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差有序的社会结构。儒家学说，到了汉代以后，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然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要经典是《道德经》五千言，言简意赅，盛大而精密。它崇奉先天地而生，万有之始的“道”。虽比儒家更重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深邃玄妙，却绝不容忽视。道家以“道”为万有之本，讲“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无为而民自化”。珍视个体生命，贵生，保生，长生。强调“负阴抱阳”、“以柔克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特别是道家还认为“损不足而补有余，人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由此酿出追求“均贫富”的平等呼声，在受压迫者中间，更演化出“替天行道”的号召。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儒家正统学说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况且，还有老子而后的庄子，提倡“坐忘”，宣扬鲲鹏展翅翱翔九万里，“逍遥游”等心灵自由，无我之主张。更给沉浸于入世的思想文化压抑沉闷领域吹进来一股清风，带来了一丝凉意。实为难能可贵。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反，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逸世无为，以柔克刚，即以静制动，“上无为而民自化”。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虽多遵奉儒家为“正统”，但是在经过大动乱和改朝换代、新王朝奠立以后，其开国之君大都要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及遵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治国理政之教导。如经过秦朝十几年的暴政，再遭受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动乱而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一直遵循“黄老之道”，行“南面之术”，无为而治，励俭处静，与民休息，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目的，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

儒学、道家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历代的士人，即知识分子们取法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之源泉，几乎不可须臾有离。回顾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沧桑历史，无处不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很少有人能跳出这个范围。

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所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独脚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选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