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避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阙。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阙下宣读给董贤等。

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现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了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的原因所在。

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划陶等数千人诣阀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稳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数千年传统中，家是人伦秩序的核心，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所表述的秩序典范，就是以家人为中心圆、按照亲疏远近关系由内而外的层层外推。在这样的秩序典范中，家具有集政治、伦理与文化于一身的意义。家的伦理原则是孝道，而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是一项基本原则，其中虽然有孝(家的伦理原则)与忠(国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张力，但更受重视的是孝悌于家的人鲜有政治上犯上作乱的可能性，故而《礼记·大学》提出这样的看法：家齐而后国治。

从衣食住行开始，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的初始性教育、气质之熏陶，都显示了家作为人生起源与归宿地的意义，但家所承担的，既不是教堂的功能，也不是古希腊归于“家政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功能，而是在教养与熏陶、生活与教育等方面，承担代际传承、文化与传统基因更新的伦常事业。成家与立业既是人生的两大支柱，又是父子之间代际相承者。孝道的实质就是守护这份家业。传宗接代，维持家族祭祀的香火不绝，这固然是家的重要功能，但更重要的是，维持耕读传家，承传家族的文化理想于不坠——此中深含着中国人所具有的世代生成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由于下述情况而得以巩固：家的共同体固然由在世的家庭成员构成，但通过祭祀、家谱等方式建立在世者与去世者之间的关联，由此使得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今日意义上的由生者与生者构成的小家庭，而成为生人与业已去世的先人即鬼神构成的共同体。

这种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绵延连续，使得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维度得以在家中聚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传统中国出现的那些与家相关联的词语，比如，传达家作为教化一伦常共同体的“家学”、“家风”、“家教”、“家礼”、“家训”、“家道”、“家法”、“家规”、“家范”等，体现家的历史意识与宗教精神的“家谱”、“家祠”、“家世”、“家业”、“家语”、“家神”等。所有这些词语，都体现了家在传统中国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即便家被现代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潮不断边缘化，也依然超出了古希腊的家作为私有领域的“家政学”的意义。在古希腊人那里，日常生活基本物质的满足构成家的主体功能，但即便在现代中国，家的意义也没有被限定为日常生活的生理一生物之满足，家依然被视为教化与伦理的策源地之一。樊浩领导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课题组发现，在人们的意识中，位居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三大策源地之首的是家庭(家庭63.2%，学校59.7%，社会32.2%)。

(摘编自陈赟《“去家化”与“再家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张力》)

七律作法举隅

徐晋如

如果说五言律诗是最唐代的诗歌体裁，那么七言律诗就是最宋代的诗歌体裁。不过，文学史所谓的唐代宋代，并不与历史的真实年代完全重合。这只不过大概言之，取其便于论述罢了。

钱钟书曾这样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五言律诗与七言律诗的差别，正是在于五言律诗追求的是丰神情韵，而七言律诗追求的是筋骨思理。在讲格律时我们曾经讲过，七言律句就是在五言律句的前面加上两个字，而其平仄与五言律句的前二字正好相反，这是单就格律而言。如果从内容上来说，七言律句并不是机械地由五言律句扩充而来。

五言律诗，一般讲究的是对现实世界、自然世界、内心世界的表现，在五言诗当中，往往诗人是融入到情景之中，如王维的“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都侧重于这样一种近乎客观的观照，而七言律诗则更强调诗人内心世界的表达。在七言诗中，往往有一些词，表示出诗人对于现实世界、自然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评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评论，才凸现出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在五言律诗里，你所读到的是一个世界中的人，而七言律诗当中，你总能感到有一个超越三界以外的评论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鲜明的诗人主观情绪的烙印，也才有了七律的筋骨思理。

五言律诗要求精简，总希望追求空、虚的境界，但七言律诗则要平实许多。往往五言律诗中所不需要的成分或者说必须被省略的成分，七言律诗中都要写出来，不仅写出来，而且是要被强调的对象：

如在五言律诗中，常常需要紧缩掉连词、副词。而在七言律诗里，这些连词、副词本身就是诗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七言律诗中又往往用复沓回环的句法，以与五言律诗相区分：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滟滪》）

以上所论，亦仅就大体言之，要深入体味中国诗歌各种体裁的体性，只有两个途径，第一是多诵读，第二是多练笔。

七言律诗可以说是中国诗歌最成熟的一种体裁，也是历代文人最喜欢的一种体裁。其起承转合，很多也是首联第一句起，第二句承，颔联、颈联衬贴，尾联上句转，下句合。但也有很多章法上要比五律复杂得多。前人有把律诗分为六种章法 ，有分为十三种章法 ，有分为五十一格 ，还有分为二十格者。但我想任何一种划分方法都不可能穷尽诗法。事实上，诗法仅仅对于初学者是必要的，真正高明的诗人，最终是要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