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三：如果石缝间只有这些小花小草，也许还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最为令人感叹的，就在那石岩的缝隙间，还生长着参天的松柏，昂首挺胸，傲然挺立。它们使高山有了灵气，使一切的生命在它们面前显得苍白逊色。它们每生长一寸都要经过几度寒暑，几度春秋。然而它们终于长成了高树，伸展开了繁茂的枝干，团簇着永不凋落的针叶。它们耸立在悬崖断壁上，耸立在高山峻岭的巅峰，只有那盘结在石崖上的树根在无声地向你诉说，它们的生长是一次多么艰苦的拼搏。有时，一株松柏，它的根须竟要爬满半壁山崖，由此，它们才能迎击暴雨的侵袭，它们才终于在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自己占有一片土地。

愿一切生命不致因飘落在石缝间而凄凄艾艾。愿一切生命都敢于去寻找最艰苦的环境。生命正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锤炼自己，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林夕《石缝间的生命》）

母亲的中药铺

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一是新华书店，一是母亲的中药铺。前者，是因为我爱看爱买连环画；后者，是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加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由老中医李医生坐堂；另一间，是药铺，有两排暗红色大柜子，柜中塞满抽屉，抽屉门贴着一张白色泛黄的小纸片，毛笔楷书写着奇奇怪怪的中药名。这些药名，全是白发苍苍的李医生写的，他面貌清瘦，戴着老花镜，一口上海腔。因为有了这个神仙一般形貌和气质的老中医，很多人慕名而来，连看他开处方都是一种享受：望闻问切一阵，他就在处方笺上龙飞凤舞，写出一串天书般的符号，递给我母亲。

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还有三个阿姨。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颗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一习惯就好了。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震惊不已：它们的名字，怎么那样奇异呀，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等，我不由得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那厮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不就是“甘甜之草”吗？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他们都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听说，是市场经济原因。母亲他们这个小小的中药铺，并不赚钱，无论是卖药还是打针，收费都极其低廉，近乎成本价，我亲眼看见，一大包药，只收几角或块把钱，能有什么赚头？于是，大家被迫把门面卖了，各分得了几千块钱，散伙走人。

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由父亲彻底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琐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或等同于诗人，比如，我所仰慕的傅青主傅山。相反，我害怕西药西医，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化学组织，成分复杂而可疑，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信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会比最昂贵的感冒灵好用，它能帮我发热而痊愈。或者至少，我心已暖。

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耽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很正常吗？它证明了人在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应该已有一层延年益寿的包浆护体。而对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毒，可以抵御这世间无奈的愁啼悲苦。

（取材于甘典江的同名散文）

大师

于坚

我遇见他总是在会议上，坐在一个角落里，很少说话，不到他发言的时候，两条腿抖个不停，仿佛在抽风，表情激动，蓄势待发，搞得坐在他旁边的人也很紧张。到他发言，总是很吃力的样子，手挥舞着，眼晴斜瞪，眼白放大，仿佛正从一口深井里面提水，而水太深、太重，提不起来的样子。令人很担心，觉得他的话非常重要。但他最后说出来的总是语焉不详、鸡毛蒜皮、小题大做、不得要领，会议讨论南极洲是否会融化的重大问题，他却说小区里面没有花园也是不对的，浪费时间，被主持人中途打断。大多数时候他保持沉默，极力控制着由于渴望发言而即将抽风的种种症状，他有很多话要说，但坚强地自我克制住了。他在会议小休或者去洗手间的时候会突然爆发，哗啦啦地说起话来。他的口音非常奇怪，似乎躲在喉结这块岩石下面，原始的声音，没有一般受过发声训练的人的那种磁性，音箱感，自信。他的声音像非洲人说话，尖利刺耳而又嘶哑低沉，混杂着彼此矛盾的音质，一方面滔滔不绝，一方面又不愿意声张似的，因此听上去口齿不清，像是慢速穿过岩石即将到站的地铁。某个有着播音员嗓门的同事教育他，打开你的喉咙，把声音放出来，那人公鸡般的夸张地仲缩着嘴巴，这样，这样！他扬起脖子，跟着比划了几下，哑的，没声音出来，就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在会议以外的场合见过他，我们总是一起开会，会议结来后分头离去，他总是最先离开会议室，因为坐在后面。

我一向对那些在会议上不说话的人抱有好感，总觉得真理是在这些人的沉默里面，我们心有灵犀地相视而笑。我总是对每一个落日怀着好感，而对迈步中天、滔滔不绝的辉煌日头没有感觉，当太阳发言的时候，我总是躲得远远的，钻到世界的阴影堆里。只有在冬天，在寒流之后，我才喜欢那头顶的太阳，它已经变得暖暖的，不是那么声色俱厉了。

忽然有一天在灰色的大街上看见他，他正在金碧路的人行道上向东走去。这是我在国家会议之外第一次看到他。他走路的样子真像一位大师。灰色的象，缓慢地移动着，似乎喧哗的大街不过是一座安静的森林。他身体里面装着一块石头，神情茫然，看着一切而不是某一点，显然已经灵魂出窍，神游物外了。这个人听不见汽车队列的嘈杂、看不出红灯的警告，茫然地走下人行道，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了车流，他那置身度外的神情就像盲人聋人。有的司机被这个人的傲慢激怒，愤怒地按着喇叭，他全然听不见，那么慢地移动着，就像一块石头驾着风飘在洪流之上。

我有些不能肯定他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坐在会议室后排的人，相貌是对的，但身体反映出来的气质、灵魂状态完全不是那个人。难道这就是他沉默着的部分，那桶总是被会议压制着的永远打不起来的深井中的水。他像大师那样傲慢，重重地、缓慢地、抢着老于所说的那种“一”，走掉了。落日那样消失在灰色大街的另一头，累暗在后面簇拥着他。

在另一次会议的时候，我再次遇见他，我想告诉他我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一幕。但看着他愚钝、欲言又止、即将抽风的样子，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能肯定那个在大街上走过的大师，是否与他有关。我只是随便说起，我那天在金碧路看见你了。是的。他说，我最近经常走路去上班，从气象路开始，穿过金碧路，一直走到东方广场旁边的尚义街，大约要走四十分钟，这么走比坐车好多了，我已经瘦了不少。他满足地笑起来，这样的微笑，足以肯定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