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印度茶业虽然在制度的构建主体、组织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但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即实现全体茶业参与者的利益均衡而非仅仅一部分茶业参与者的既得利益，构建有利于整个茶业发展的有效秩序，即他们的整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生产、销售、组织制度体系，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反观中国情形，正如1891年湖北盐茶牙厘局针对华茶为何衰落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那样：华茶在生产、收集以及加工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资金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体制的松散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而且还由于茶叶运抵汉口出售之前要换好几手，层层加码使其价格抬升，其标价就比其竞争对手高得多。总之，数百年来在国内贸易中运行得很好的由收集代理人与中间人组成的精致的网络，一旦面对新的体制外竞争形势，却被证明是笨拙的、无能为力的了。

为什么中国不能构建印度、日本等国有效的茶业制度呢？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当弱，也不可能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具体的规则，同时由于单个企业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市场交易规则的构建主体由谁来承担？杜恂诚教授认为：“商会和同业公会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市场操作层面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秩序的责任。”如果我们将问题的视角放大到中外贸易领域，市场制度的构建不仅需要商会和同业公会肩负其责，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洋商的作用。问题在于，他们构建的制度对利益各方有着怎样的“好处”，以及对经济有着怎样的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面和其他行业，国家被排除在制定规范各方之制度的权威之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就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茶业垄断货源、主导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优势不复存在，加之贸易不能直营，故在争夺茶叶贸易主导权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三者之间进行了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中国原有的贸易网络与洋行进行了自然的结合。在制度构建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居于市场支配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另一方面他们更是市场的参与者。在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条件下，他们之间通过“合作”构建了稳固的利益共存关系，在“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获“好处”。这样，他们构建了另外几大产茶国都没有的组织、制度框架，这些是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根本保障。

（摘编自张跃《利益共同体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基于上海茶叶市场的考察》）

材料一：

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开通，2018年“八纵八横”高铁网初具规模，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0到可以绕赤道半圈，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十年来，京津城际、京沪高铁、郑西客专、哈大高铁……一条条高铁开通运营。2012年12月3日，中国自主研发的“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路段试车，以486.1公里的惊人时速再次刷新高铁世界纪录。2012年12月26日，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铁——京广高铁正式全线通车；2014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全线贯通；2017年9月21日，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京沪高铁“复兴号”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高铁十年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成功开辟了新天地，扩大了人们的生活半径，不仅改变了城市间的距离，也悄悄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异地置业，跨省上班，双城生活。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8月2日）

材料二：

2004年，铁道部发布了高速铁路的招标公告。凭借国际大佬的地位，德国西门子向中国开出了“天价”转让费：每列原型车的价格3.5亿元人民币，而技术转让费高达39亿元。此外，他们对标书不响应之处多达50项。

然而事实证明，西门子显然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不买他们的账——竞标首轮，西门子便被无情地扫地出局。最终，识时务的日本、法国、加拿大公司中标。西门子输得很慘，出局直接导致其股价大跌，谈判负责人引咎离华，在华谈判团成员全部被撒职……

没有谁会对中国市场视若无睹。一年后，西门子再次参加时速300公里以上动车组的竞标。面对中方给出的更加“苛刻”的竞标条件，西门子不仅将关键技术悉数打包进标书，技术转让费也从上一轮的3.9亿欧元降到了8000万欧元，并无条件接受中方的技术转让方案和价格方案。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三：

凭借短短约26公里的高铁香港段，香港将于9月23日正式接通2.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从此不再是高铁“孤岛" ，得以进一步融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共享国家发展红利。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高铁香港段是一条打通香港与内地的全新“大动脉”，标志着香港正昂然迈进新里程，“前路尽在掌握，让香港再创先河，展开全速前进的新一页”。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恩荣认为，香港作为国家最开放的商业城市，如能接通国家庞大的高铁网络，肯定可以提升竞争力。香港拥有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人员往来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发展。故除了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外，高铁香港段可以为香港高增值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地产、贸易及物流业等，带来正面帮助，进而推动香港经济发展。

港人“北上”就业、投资及创业将越来越活跃，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高铁带给香港经济最大的效益。高铁亦可带动内地民众到香港投资、设立公司分部等，为香港经济增长带来正面贡献。还有人预测，港人通过旅行团、个人游体验高铁的快捷便利后，或会逐渐养成“坐高铁”习惯，部分人甚至会搬到大湾区居住，这些都是高铁新时代可能带来的改变。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9月19日）

材料四：

2014年6月24日，中国与欧洲国家马其顿签署了出售6列高速列车组的协议，这是中国高速列车首次出口到欧洲。同年7月25日，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通车，这是中国在海外参与修建的首条高铁线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铁加快了迈出国门的脚步。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高铁走出去也迎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国内到国际，由点线到跨洲越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搭乘中国列车的便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众多国家的选择。而中国高铁发展也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放合作。

客观地说，在新的出海征程上，中国高铁还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国际高铁市场上，隐蔽性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一直存在。以欧洲为例，中国高铁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必须采用欧洲标准，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设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不仅要交纳不菲的认证费用，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中国高铁“走出去”，有时还面临知识产权方面的阻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26日)

材料一：

2014年，在经历24小时的绝食抗议后，梅拉蒂·维森和伊莎贝尔·维森被警察护送到到了印度尼西亚巴厘省省长办公室里。当着姐妹俩的面，省长大人签下了“巴厘岛在2018年实现‘零塑料袋’”的承诺。这一年，梅拉蒂13岁，伊莎贝尔11岁。

事后，维森姐妹曾在国际会议的一场演讲中给出过这样一组数据：巴厘岛的居民和游客一天制造出680立方米的塑料垃圾，其中塑料袋的回收率小于5%。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塑料制品面前，维森姐妹得到的承诺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但维森姐妹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

如今，四年过去了，虽然省长的承诺并没有实现，但是她们在2012年发起的“告别塑料袋”运动，起初看起来像过家家游戏一样，如今已经成为一场致力于抵制塑料袋，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国际运动。

维森姐妹已经在全球不同地区领导组建了17支并肩作战的团队，其中包括今年1月她们刚刚去过的上海。她们向台下上百名中学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她们的鼓励下，一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团队被组建了起来，并成为“告别塑料袋”团队在中国的第一个分支。

“我们小孩子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5%，但我们才是100%的未来。”维森姐妹如是说。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据初步估算，全球每年向海洋输出的塑料垃圾可达480-1270万吨。这些陆源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环境，极难降解。其中大型塑料垃圾会通过生物或物理作用慢慢碎片化，成为微塑料。此外，粒径小于5毫米的人造工业产品，如牙膏、发胶、洁面乳和空气清新剂等中的塑料微粒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也因难以过滤而进入水体，最终排入海洋。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颗粒及纺织纤维，有片状、线状或块状等多种形态。近年来，微塑料在世界各地的海域被检出，海洋中已没有未被塑料污染的净土。联合国环境署于2014年、2016年、2017年连续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对海洋微塑料问题给予特别关注，2016至2017年，微塑料污染连续被列入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大科学问题。

研究表明，微塑料能够被海洋生物摄食，阻塞其摄食辅助器官和消化道，造成物理伤害，产生毒理学效应。由于海洋生物能从环境中富集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微塑料还会带来复合化学污染。这些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累积并随食物链传递，进而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目前，虽然在野外环境中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微塑料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对人类的健康风险也尚待证实，但其对海洋生物和人类的潜在风险显而易见。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15日）

材料三：

奥地利的一项研究称，首次确认人体内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大小从0.05到0.5毫米不等。其中最常见的为聚丙烯(PP)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这两者都是矿泉水瓶的主要材料。8位主动参与实验的人年龄在33至65岁之间，彼此互不认识，生活区域也不同，但都食用过塑料包装的食品或饮用过塑料瓶装饮料，其中多数人食用过鱼或海产品，没有人是素食主义者。

近年来，研究者们相继在牡蛎、贻贝和鱼类等食物以及饮用水、海盐甚至蜂蜜中发现了微塑料。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一种摄入途径可能是被我们忽视的，那就是日常的呼吸。在生活中，以化纤为原料的衣物非常普遍，车里、家里、办公室里铺的地毯大部分是化纤制品，摩擦时会释放出微纤维。因此，从呼吸途径摄入微塑料更为直接，摄入量也非常大，可能与通过饮食摄入的量相当。

联合国环境署2016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对于微塑料本身的毒性和影响的研究尚且不足，但要注意微塑料表面会吸附许多细菌和真菌，可以作为病原体的载体进入人体，影响人们的健康。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