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礼是治国的纲领，所谓“国之命在礼”，其价值不可小觑。荀子提出，在治理国家进程中，礼犹如称量轻重、衡量曲直、描绘方圆的工具。礼的制度体系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保障，缺少礼的引导，国家的运行就难以走上正轨。没有礼的规约，社会的治理将难以实施。治理国家必须首先在礼的调控下满足人的欲望与合理要求。然而，如果一味纵容人类无限的贪欲，掠夺有限财富，将会导致社会混乱、道德无序，因此需要“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通过礼的调控既养人之欲，又制人之欲。如此一来，人们的欲望不会由于物资短缺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会因为人们欲求无度而枯竭，物资和欲望两者得以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荀子认为，“礼”是修身为学的最高境界。“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个体的礼仪修养、道德品行关系事业的成败、家庭的兴旺、国家的兴盛。因此，个体要严格律己，端正身心。此外，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混乱。荀子认为，礼具有“明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有明确道德秩序，才能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促进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

虽然荀子主张“礼主刑辅”，但是他在隆礼的同时也重法。荀子强调，人生来本性自私，若无老师教诲、无法律约束，只能是唯利是图之辈。对于社会治理而言，礼治与法治缺一不可。孔孟强调礼源于人的天然属性，具有道德性与神圣性，荀子则提出礼首先是制欲的工具，目的在于彰显法的功效。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应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屡教不改的“奸民”与“元恶”，运用法律，严肃处理；对于其他普通百姓则应重视教育与引导。相对于礼的柔性教化，法则强调强制性的管理，重在发挥治理社会的职能。荀子提出在法治过程中要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执法者的执法能力与道德水平。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开始，君子是法治的本源，有了德才兼备的执法者，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有力、执法有度，杜绝法不责众或者过度执法。其二，执法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要根据罪行轻重，量以不同等级刑罚。只有以法律治国，以刑法来威慑各类型的不法分子，有错必纠，有罪必罚，执法有据，执法公正，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定祥和，秩序井然。

荀子主张礼制与法律刚柔相济的管理手段，预设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赋予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新的内涵，为构建德治与法治并举的“群居和一”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准备。不过，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立足于统治阶级立场，将治国安邦的责任赋予圣王明君，却未能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摘编自金妍妍《荀子重构早期儒家社会治理思想》）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圆珠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油性圆珠笔头的圆珠由黄铜、钢或者碳化钨制成；水性圆珠笔头的圆珠则采用不锈钢、硬质合金或氧化铝等材料制成。由这些材料制成的圆珠笔，要满足在同一个角度下，连续不断地书写800米且不出现断线的情况才算合格。

生产过程中，碳化钨先被制成比标准尺寸略大的小颗粒，散铺在一个带沟槽的板上，并使这些小颗粒进入圆形沟槽，仅露出其顶部。然后放上一块又重又平的顶盘，压在这些小颗粒上面，在两盘之间注入研磨油，使这些小颗粒浸泡在含有粉末状金刚石的润滑混合物中。

接着转动下盘，使这些碳化钨小颗粒在圆形槽内不断地翻腾滚动，在槽壁、顶盘以及相互之间不断地接触，金刚石粉末不断地把这些小颗粒的边角研磨掉，使它们逐渐变得又圆又光。研磨过程还要停下来几次，将这些小圆珠取出洗净，进行测试，直到生产出光滑度适中、符合标准的小圆球为止。

小圆球太光滑了就粘不上墨汁,也就不能写字。生产一颗碳化钨的小圆珠笔珠大约需要断断续续地研磨几十个小时。这一过程真正的难点在于怎样把极大数量的小圆球,做到尺寸相同的。这里的高精度、高互换性是基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严谨才能得到的。

直径仅有2.3毫米的球座体，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此前都长期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球座关键部位的尺寸精度要求在两微米之内，表面粗糙度要求为0.4微米，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有0.3毫米到0.4毫米。由于后期要进行高精度的加工，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加工球座体专用到的机床,是专用于加工镍白铜和不锈钢水性、中性圆珠笔头的自动加工机床,将冲成一定长度的坯料加入料斗后,机床能自动完成从进料夹紧,分多次钻削内孔、车外圆、锥面、镗珠座孔、冲气槽、装球珠、收口、压珠直至出料,加工装配全过程。

圆珠笔头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由于笔头上不仅有小球珠，里面还有5条引导墨水的沟槽，生产加工中一个小小的偏差都会影响书写的流畅度和笔的使用寿命，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0.1毫米，还要考虑到书写角度和压力，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加工误差不能超过0.003毫米。

为了给数百亿支圆珠笔安上中国笔头,国家早在2011年就开启了这一重点项目的攻关。没有可借鉴的资料，成分的配比都是从几十公斤开始炼……为找到国外守口如瓶的保密配方,科研团队重在摸清笔尖钢的成分配比这一环节,在切削性和加工性上寻求平衡点,最终在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的7大类工艺难题上取得突破。2017年1月10日,太钢正式对外宣布,成功研发“笔尖钢”,百亿支圆珠笔有望安上“中国笔头”。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状》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时说：成都、华阳两县被驱掠的人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当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都城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杂剧继续发展。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所记宋杂剧名目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历时悠久，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于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会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杂剧既由开封传来，就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自然合于南人的口味。可以说这样柔缓宛转的声调，自南朝以来大都如此，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调节，只好改弦更张。但无论北曲还是南曲，都并未超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当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之而前后有所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京城中人对传奇的喜爱。

（选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有删改）